隱麵人─原東德外國情報局長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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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臟。外國情報局局長舍巴爾申和他手下的高階助手對我十分熱情。我們的交情歷經幾十個春秋。他們拿出伏特加酒，關切得詢問我在莫斯科的生活狀況。然而我很快看出，受戈爾巴喬夫政權後期權力鬥爭的牽制，克格勃再也無法給予我們任何實質性的幫助。

由於我與東德情報機構的軍官、特工和鼴鼠的命運屬於政治上高度敏感的問題，戈爾巴喬夫總統本人直接過問這件事。我獲知，我同克里姆林宮的聯絡要透過費林。他是一位老資格的中央委員，戈爾巴喬夫的外交事務顧問。我非常熟悉他在蘇德關係上發揮的重要作用。極受西德尊重的費林介入此事意味著我可能會帶來政治麻煩。費林接手的這項工作相當棘手，既要照顧我的需要，又不能惹惱西德。

在我一生中，走投無路下投入俄羅斯母親的懷抱已不是第一次了。但我並未像外界傳言的那樣，1986年離開外國情報局後一直與莫斯科的上層人士保持著正式的聯絡。克格勃在柏林的負責人，開始是瓦西里·舒米洛夫，後來是根納季·季托夫，只跟米爾克打交道，避免與我接觸。有人說，我和共產黨內支援改革的漢斯·莫德羅密謀策劃一場政變，把昂納克趕下臺。我曾警告過費林和莫斯科的幾位其他同事，東德政權已搖搖欲墜。但我從來試圖在昂納克倒臺之後對領導層施加影響，也沒有得到這方面的協助。昂納克的下臺是政治局內一場政變的結果。

甚至可以說，我退休以後，除了出於禮貌或昔日的情誼非請我出席不可的場合，俄國人避免與我接觸。每次我去莫斯科，與費林和舍巴爾申談到我對東德的擔憂時，他們總是無話不談。然而他們當時全神貫注於蘇聯的改革，已無暇他顧。柏林牆倒塌後，事態發展一天一個樣，幾乎沒人能跟上形勢。1990年10月22日，我給戈爾巴喬夫寫信時恐怕已為時太晚。我在信裡寫道：

我們曾是您的朋友，胸前佩戴多枚貴國頒發的勳章。貴國曾稱，我們為你們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貢獻。如今我們處境艱難，我想您一定不會拒絕幫助我們。

我接下去問戈爾巴喬夫，他是否可以把大赦東德間諜作為他同意德國統一的條件之一。克格勃首腦克留奇科夫在回信中告訴我，戈爾巴喬夫已指示蘇聯駐西德大使同科爾總理討論我這一要求。實際上，大使只見到了科爾辦公室主任特爾奇科。

1990年夏天，在西方討論德國統一問題之前，戈爾巴喬夫曾與科爾討論過對東德間諜人員進行大赦的問題，但沒有達成任何協議。克留奇科夫認為，戈爾巴喬將在高加索的阿雷西舉行的首腦會議上再次提出這個問題，以最後敲定統一的細節。這個答覆並不讓人樂觀。我第一次對戈爾巴喬夫的忠誠產生了懷疑。他總不至於把我們這些毫無防衛能力的人交給我們的老對手西德人處置吧？

1990年7月14…16日，戈爾巴喬夫在高加索與科爾總理會晤時，根本沒有考慮我的請求就同意了德國統一。在最後一輪會談中，他拒絕向西德人提出不對我們這些人進行起訴的要求。那時他最關心的是保持自己在西方的光輝形象。至於他也曾是一名共產黨員這一事實，他就不記得了。西德曾表示願意討論豁免前東德工作人員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在會談中剛一提出，戈爾巴喬夫就揮了揮手，對科爾總理說：德國人自己會很好地處理這個問題。40年來，為了擴大蘇聯在歐洲的影響，我們不遺餘力，鼎力相助，事到如今卻遭到了他們最徹底的背叛。

隨著東德的工業資產和各種機構開始合併或出售，另一場不為人知的拍賣也悄然揭幕。這就是為我舉辦的拍賣，或者說，是為我所掌握的情報展開的拍賣。這場拍賣的出價空前絕後：我的自由。

首先跳出來喊價的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乃是我的宿敵，西德反諜報機構聯邦憲法保衛局。就在這個機構裡，我曾安插了鼴鼠和雙重間諜，幾十年裡不間斷地刺探著它的機密。

1990年3月，東德舉行了1945年以來的首次民主選舉。受到波恩的科爾總理聯合政府堅強支援的基督教民主黨人上臺執政。這是一屆留守政府。它的任務是引導東德走向與西德的統一併儘量縮小社會動盪。該屆政府的內政部長是一個穿著人時、自以為是的年輕人的迪斯特爾。他起家於東德崩潰後成立的一個保守黨。

此時，多年來擔任東德國家安全部部長、我退休前的頂頭上司埃裡希·米爾克已被逮捕。前東德情報機構的特工和官員們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逼他們洩露機密。背叛事件層出不窮。昔日的部下和西德人做成了一筆筆交易，以洩露東德的國家機密換取免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