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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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師團即以佐枝支隊在奉新西南地區實行防禦作戰,以1個旅團開赴武寧,主力則在上富附近集結,準備西進。第32軍一部則乘機於21日乘夜北渡錦江,擊退日軍,並於22日收復高安。
23日,日軍第l06師團主力開始向修水方向西進。25~26日,日軍第106師團一部攻佔上富、橫橋、甘坊,另一部經九仙湯、沙窩裡突進至修水東南約30公里處的黃沙橋。
在渣津、修水一線對日軍進行防禦的是第30集團軍王陵基部。
王陵基,號方舟,1886年出生於四川省樂山縣一個地主家庭。少年時曾就讀於四川武備學堂,畢業後一度去日本。回國後便一直在川軍中任職。全面抗戰爆發後,王陵基奉蔣介石之命,組建第30集團軍,並出任集團軍總司令。在完成了集團軍下轄的第72、第78軍的編制後,率部出川抗日。後因抗戰有功,被升為第9戰區副司令長官。
王陵基接到日軍向修水進攻的訊息後,令部隊避開日軍猛烈的攻勢,且戰且退,在銅鼓一線佈防。
同時,羅卓英急調第60軍和第74軍對西犯的日軍分別進行堵截。繼而,雙方在上富、冶城、甘坊一帶展開了拉鋸戰。
10月1日,羅卓英重新調整部署:(一)第1集團軍附第72軍新編第15師固守甘坊、元橋、石街之線,阻敵西犯,俟第30集團軍及第32軍到達山口、大塅間,即取攻勢夾擊該敵。(二)第30集團軍留一部對東守備,主力迅由黃沙橋、山口急速南進,與第1集團軍及第32軍協擊西進之敵。(三)第32軍第139師由銅鼓向三都圩、大塅迎擊,其第141師推進至銅鼓附近地區策應,並以一部對東門市警戒。(四)第74軍第57師仍在上富、橫橋之線向北攻擊,牽制該敵;第51師之陣地線各要點交第49軍後,集結宜豐附近待命;第58師西開,限4日到達萬載西之林潭、桐木地區,對北警戒。(五)第49軍一部任高安以東、錦江南岸守備,主力在錦江北岸延接高安、南山何、店前、下觀童各要點,爾後以獨城、高安、村前街為基點,向大城、奉新、會埠、羅坊之敵施行遊擊,掩護本正面右側。
贛北、鄂南阻敵(2)
經過數日激戰,日軍終於支撐不住,開始分路潰逃。竄至黃沙橋的日軍主力退據黃花尖、海湖山、大板尖高地頑抗,一部向高輝宮、曾家嘴方向竄逃。在甘坊、冶城一帶的日軍則於10月3日拼死衝出重重包圍,並繼續西進攻下大瑕街、石街,達到預定的贛北西行最遠點。
10月6日,日軍第106師團在第33師團的策應下,分三路開始向奉新、靖安、武寧撤退。
國民黨軍各部尾隨追擊。7日,第51師克復九仙湯;第32軍第139師向沙窩裡、黃沙港挺進;第60軍已開抵宜豐南側地區;第58軍新編第11師向找橋附近日軍攻擊前進。9日,第78軍之新編第16師與第8軍第3師合力收復修水。
至10日前後,贛北方面的日軍基本逃回原防地,贛北作戰結束。
9月21~22日,集結於湖北通城的日軍第33師團,在師團長甘粕重太郎中將指揮下,在鄂南發起攻勢。其目的是從東邊避開國民黨軍隊沿新牆河、汨羅江設定的兩道防線,在平江地區與湘北日軍主力夾擊部署在新牆河、汨羅江防線的國民黨第15集團軍。
日軍第33師團是1939年2月才在日本仙台編成的,編成不久即開赴中國華中戰場,編入第11軍的戰鬥序列。該師團屬警備專用三單位制師團,下面沒有旅團建制,直轄7~8個步炮聯隊,實力比常規師團要弱一些。
第9戰區對鄂南方向進行防禦的是楊森的第27集團軍。
楊森,字淑澤,又名伯堅,號子思,1882年生於四川省廣安縣一個地主家庭。青年時曾就讀於四川陸軍速成學堂,後一直在川軍中任職。全面抗戰爆發後,請求率部到前線殺敵。後因在保衛上海的戰鬥中作戰英勇,被提升為第27集團軍總司令。1939年夏,曾奉蔣介石之密令指使部屬殺害了駐平江嘉義鎮的新四軍通訊處的幹部及家屬,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平江慘案”。為此,毛澤東在延安人民舉行的追悼“平江慘案”死難烈士大會上做了《必須制裁反動派》的演說,對其倒行逆施的卑劣行徑進行了強烈的譴責。
言歸正傳。日軍第33師團由通城南犯後,首先以一部兵力向第79軍正面陣地南江橋進行佯攻,同時,另以一部兵力準備繞過幕阜山東側,經白沙嶺向長壽街推進。
日軍攻擊開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