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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以說並不少見。如丘為的“東風何時至？已綠湖上山”，李白的“東風已綠瀛洲草”，常建的“主人山門綠”等等，作為對古典詩歌有很深造詣的大詩人王安石來說，不應不知道這些常識，而且他自己還寫過“除卻春風沙際綠”的詩句。“綠”字的選用，原本不應當是多麼玄妙的事情，甚至也不應該有什麼特別驚人之處，因而用了十數字才選定這個“綠”字，從情理上說似乎有些不大可能。再者，在詩稿上圈去字時，竟然還註上“不好”兩個字，似乎更是不可能有的事。既然已經圈去了，又何必特意多此一舉地註上“不好”二字，好像故意要讓外人知道他的思考過程似的。還有，被圈去的十多個詞，都是常用的動詞，類似的可列出幾十甚至幾百個，這樣漫無目的的並不太複雜的選擇，有什麼必要一一都羅列在紙上呢？如此做作，倒實在有些像玩文字遊戲了。臧克家說得好，這些字其實都各有千秋，像詩話說的那樣，選來選去的，只能說明詩的笨拙罷了。但一般人談到這個詩話，往往為其表面現象所迷惑，以為從那麼多的字裡選擇到這樣一個字，實屬罕見，顯示了極強的非凡的煉字的功力。其實，像王安石那樣的大詩人，怎麼可能這麼拙笨，為了一個並不稀罕的字，而羅列出那麼多的平庸之字？細加推敲，可以看出這則詩話人為編造的痕跡，它極可能是說詩之人，為了顯示詩眼的重要，而有意羅列出那麼多的常見詞來加以比較，以此來突出“綠”的詩眼的魅力。久而久之，弄假成真，一段令後人著迷的煉字故事便應運而生了。
應當說，在古典詩話中，類似的無稽之談的所謂創作佳話，還是為數不少的，我們指出其中一些著名詩話的虛假來，只是為了使人們在把這些無稽的詩話當作文學的確鑿史料來認真對待時，一定要慎而又慎。當然我們也並不否認，這些無稽的詩話本身，都有著非常美妙的藝術魅力，在文學史上已經成了不可抹煞的獨立的文學存在，而且它對於古典詩歌的普及，對於提高人們對古典文學的興趣，對於人們理解詩歌創作的三昧，
也都是有著積極的意義的。但分清其真偽，對於文學的科學研究，還是很有必要的。
《寫作》1995年第3期 。 想看書來
《泊船瓜洲》感情基調辨析
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唐詩鑑賞辭典》這樣評析王安石的《泊船瓜洲》詩：“首句‘京口瓜洲一水間’，以愉快的筆調寫他從京口渡江，抵達瓜洲，‘一水間’三字形容舟行迅疾，頃刻就到。次句‘鐘山只隔數重山’，以依戀心情寫他對鐘山的回顧，……第三句‘春風又綠江南岸’，……描繪的生機盎然的景色與詩人奉召回京的心情相諧合，‘春風’一詞，既是寫實，又有政治寓意。……宋神宗下詔恢復王安石的相位，表明他決心要把新法推行下去。對此，詩人感到欣喜。他希望憑藉這股溫暖的春風驅散政治上的寒流，開創變法的新局面。……‘綠’字還透露了詩人內心的矛盾，……表達了作者希望早日辭官歸家的心願，這種心願，至結句始明白揭出。”－－如此強化政治色彩來解析《泊船瓜洲》詩的詩意，是很有代表性的。但這樣的解析，卻存在著無法自圓其說的自相矛盾處：詩人既想早日辭官，就不可能有奉召回京之欣喜，既想急於赴京上任，也就不可能有想早日辭官的想法，這二者猶如水火，是難以相容的。也有論者斷言，詩人此次復出還政，可謂春風得意，大喜過望，那所謂的“明月何時照我還”的戀鄉情緒，不過是虛晃一槍的矯情之詞而已，是不可以認真對待的。“春風又綠江南岸”，骨子裡說的是對皇恩的感激，是對新法實施前景的樂觀描繪，是詩人內心的還朝施政喜悅的移情於景，詩的感情基調是歡快的，樂觀的。
上述兩論，是歷來解讀《泊船瓜洲》詩的論點中最具代表性的，但把該詩作為政治抒情詩來解讀，是既不符合詩人作詩時特定的際遇和心境，也不切合詩作自身建構的藝術形象的內蘊的。《泊船瓜洲》應是一首純粹的鄉愁詩，它的感情基調應是憂鬱傷感的，是毫無輕鬆、喜悅、樂觀的色彩可言的。
詩人寫作此詩時，已是五十五歲的老人了。幾年來，圍繞著新法舊法，朝廷上無休止地爭論和攻訐，致使新法的推行十分艱難。因而本來就有些消極思想的王安石，在經歷了兩次因推行新法而罷相的坎坷遭遇之後，心力交瘁，對從政產生了強烈的厭倦感。罷官期間，他曾寫下了許多描繪自然風光、抒寫閒情逸趣的詩作。對於這次的朝廷以“同平章事”的重任重新起用，王安石曾兩次辭官而未獲準。因而他這次的上任，從心情上說，是十分勉強的。而在他上任以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