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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權力精英登場
在米爾斯的年代，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鬥爭處於高潮，當時社會主義思想在美國學術界非常時髦，因為社會主義是衝擊現有制度最直接的方法，對精英階層的研究不僅僅是社會科學的迫切需要，對了解社會執行更是必不可少的；是檢驗*主義核心思想——階級的關鍵。*在《共產黨宣言》中開宗明義地講道：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
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的多種多樣的層次。在古羅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主、臣僕、行會師傅、幫工、學徒、農奴，而且幾乎在每一個階級內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階層。
米爾斯生活的美國社會認為自身與蘇聯的差異在於，美國否定階級鬥爭觀念，聲稱自己已經找到了解決階級鬥爭的辦法：憑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美國就能通向無階級社會。當然，米爾斯環顧周圍，他並沒有看到無階級社會。雖然他沒有明確地說，但米爾斯對美國精英分子的研究確實帶有經典*主義批判的意味：少數家族控制了大部分財富，少數公司掌握了生產資料，少數政治與軍事領袖掌握了權力，他們這些人彼此之間互相聯結，他們的關係不拘一格，有時甚至非比尋常，通常都有助於他們擴大權力、確保地位，但卻導致社會更加不平等。
總之，米爾斯對20世紀中葉美國精英的研究，實際上是針對世界當時進退兩難的嚴重困境，探索問題核心的動態變化。當時的人們面臨兩難選擇——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共產主義要求一切服從國家的意志，聲稱國家是為人民謀福利的管家，而資本主義認為個人的意志是社會福利的核心推動力。
現在，達沃斯的精英們似乎代表一種新的緊張關係，或者更確切地說，在原有的緊張關係上新加一重。離米爾斯的時代已有半個世紀之久，達沃斯精英現在代表的緊張關係是：雖然民族—國家作為全球治理的基本單位的老觀念歷經400年不衰，但國家已無法應對各種跨國界的需求，而且跨國權力中心也不斷宣傳國際主義者或超國家主義者的主張，因此國家的影響力和地位都每況愈下。
國際主義對民族主義，全球主義對地區主義。戰鬥的焦點是重新分配，但分配的不是財富，而是主權和權力。當米爾斯注意到“貫穿中歐和亞洲心臟地區分界線的每一邊，都有一個不斷擴大的經濟、軍事和政治結構的連鎖”時，他實際上已經看到了這種動態發展的端倪，儘管當時還是冷戰時代。也許正是透過這種觀察，米爾斯暗示了冷戰的迫切形勢已經推動了東西方兩大對立陣營內部的全球化勢力——聯盟、貿易、基礎設施的連線和機構的聯絡。
即使今天的精英不同於米爾斯所研究的精英，但他提出的幾個核心問題依然存在。冷戰結束以後，許多人都認為有關社會形態的論辯已經結束，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還沒有達到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歷史的終結”——西方自由國家對於政府和經濟生活的觀念是治理社會的最佳途徑的思想共識。最明顯的反例出現在一個問題上，這個問題也是資本主義和*主義之間的核心分歧——財富公平分配的問題。2007年達沃斯會議爭議的焦點轉到高管薪酬上，美國執行長的平均工資比一般員工的平均工資高出350倍到400倍是否公平。其他與會者努力探討全球窮苦民眾的困境，這個場景看似有些諷刺，因為滿屋子的全球富人在考慮每天生活費不到2美元的30多億人的命運。社會差距越拉越大，一些人認為全球化是雙速的——給一些人提供加速的福利，而告訴另一些人等著，等著全球化給他們的兒子輩和孫子輩提供福利。
當然，全球精英和其他人之間的衝突並不是精英集團引人注目的唯一理由。如果有人要了解權力、爭取權力或者反對權力，瞭解誰坐在社會秩序之巔是必不可少的。發現我們中間誰最成功和最有權勢，他們的生活和我們的有多麼不同，也是極為有趣的。莎士比亞筆下那位被圍困的理查二世①並不全是因為絕望才說：“天哪，讓我們坐下來講講國王們死亡的悲慘故事。”我們總是特別喜歡聽國王們的故事。歷史本身就是講那些頂尖人物的故事——他們失去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