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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社會論壇的參加者來自工會、左翼政黨、環保組織和原住民維權組織。他們號稱自己代表廣大群眾，但廣大群眾卻不知道他們是誰，他們在做什麼。每天靠1美元度日的億萬民眾也許能定期從達沃斯的參會者或阿雷格里港的參會者的努力中獲益，但是對這部分民眾而言，他們在政治上同樣貧困。即使一部分人在當地的政治選舉中能夠投票並參加了投票，但他們常常缺乏資訊，因而無法充分利用手中的選票。（不過，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同樣會作出錯誤的選擇，而且頻率極高。）
我們應該為這些人缺乏政治資源而感到不安，正像我們為他們缺乏其他基本需要而感到不安一樣。如果那些最需要資產的人只有在某位電影明星領養孩子，或者某位搖滾歌星四處訪問時才能受到外界關注，這樣的全球體制怎麼能夠按優先順序分配資產？雖說波諾、蓋茨基金會或者克林頓全球倡議能為他們說話，但最好是給他們為自己說話的權利。
雖然全球化可以略微提升窮苦人的相對地位，或者減少生活在絕對貧困線下的人數，但是這些人仍然處於權力鏈的底層，他們在影響力方面的相對地位絲毫沒有改變。另外，隨著社會變革帶來的快速發展，導致了除中國和印度以外的發展中國家的中產階級出現萎縮，可見全球的權力分配每況愈下。權力被剝奪的人仍然孤立無援，構成社會穩定和傳統政治權力基礎的中產階級日益縮小，而富人卻在享受更多的權力和影響力。所以，根據收入分配統計出的進步並不能自動轉化成權力分配的進步。
精英與女性
我必須承認，在為本書作調研期間，我最大的發現是，人們對婦女佔全球權力精英中的比例驚人的小這個事實的反應。在一個婦女越來越成功，在公司和國家裡發揮著越來越大的領導作用的時代，這個事實仍然值得注意。截至2007年，在《財富》500強企業中，只有13名女性擔任執行長，在1000強企業中只有26名女性。智利的米歇爾？巴切萊特、賴比瑞亞的埃倫？約翰遜…瑟利夫、瑞士的米舍利娜？卡爾米？鄄雷伊、芬蘭的塔裡婭？哈洛寧、阿根廷的克里斯蒂娜？費爾南德斯？基什內爾、愛爾蘭的瑪麗？麥卡利斯、菲律賓的格洛麗亞？馬卡帕加爾？阿羅約、印度的普拉蒂巴？帕蒂爾是世界上僅有的幾位現任國家女元首。另外還有幾位女性政府領導人，德國的安格拉？默克爾、紐西蘭的海倫？克拉克、牙買加的波蒂婭？辛普森？鄄米勒和莫三比克的路易莎？迪奧戈。各國議會中的情況大同小異。2007年，各國議會的議員中只有17％是女性。美國國會里的女性比例低於全球平均水平，在參眾兩院裡，婦女只佔16％。然而，不論國別，不論男女，對於代議制①政府這種觀念上的明顯失誤，人們並沒有表現出任何憤怒。
國際婦女研究中心主席耶塔？勞？古普塔談到這種現象時說：“這種現象延續至今的確令人驚訝。但轉念一想，其實並不奇怪。我們生活的世界中，許多國家的女性仍然受到壓抑，沒有受教育的權利，甚至享受不到男性可以享受的醫療待遇。現在有許多像我領導的國際婦女研究中心那樣的組織，這些組織正在努力解決這個問題，並且已經在一些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展。但是，就像你談到的，由於全球權力結構失衡，這是一場艱苦的鬥爭。”
“至於人們為何對此並不憤怒，”她稍加思索，說，“雖然我也感到困惑……但是我們要對抗的是歷史的長期積累與性別角色觀念的社會化。不過，不公平現象客觀存在，歷史因素和性別角色因素不能當作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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