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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引起達到如此之大的對工人需求的增加，致使利潤率出現降低，從而使（作為極限）增加的資本比沒有增加的資本不能產生更多的利潤，那麼積累就必然停止，因為它不能達到增加利潤的目的。正因為如此，積累的兩個先決條件之間即消費的擴大與利潤的實現產生矛盾。由於增值條件反對消費的擴大，而增值條件又是決定性的，因而矛盾就升級為危機。但狹小的消費基礎只是危機的一般條件之一，所以“消費不足”的論斷，根本不能說明危機本身，尤其不能由此說明危機的週期性，因為週期性本身是不能以某種經常出現的現象來說明的。
資本主義的四副面孔（2）
綜上所述，用“消費不足”或“擴大需求”來解決矛盾，只是一種權宜之計，因為經濟危機的週期性是資本主義所固有的特點，無論是*和希法亭都未能找到解毒的靈丹妙藥，只能期盼加速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專政。
但事實上，資本主義雖然不斷地經歷週期性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但一段蕭條過後，又能維持高速的經濟增長，並表現為如下四副面孔：
1。國家導向型資本主義：在這種經濟中，政府試圖引導市場，最經常的方式是支援它認為會成為“贏家”的特定行業；
2。寡頭型資本主義：在這種經濟中，權利和財富的相當大部分由一小批個人和家族所擁有；
3。大企業型資本主義：在這種經濟中，最重要的經濟活動是由歷史悠久的巨型企業時行的；
4。企業家型資本主義：在這種經濟中，小型的創新企業發揮著重要作用。② （）
《好的資本主義 壞的資本主義》一書的三位作者很可能都是猶太人。按照他們的觀點，國家導向型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徵是，政府而不是私人投資者決定哪些行業甚至哪些企業應當增長。政府經濟政策的主旨是執行這些政策，採用各種政策工具去幫助那些被選中的“贏家”。為什麼政府要“指揮經濟交通”呢？部分原因可能是政治領導人希望利用他們的權力從贏家的行業和企業那裡獲得財富和其他好處。寡頭經濟的領導者的主要目標是自己的幫派利益。而不是經濟增長。相反，在國家資本主義中，政府通常採取的立場是，對經濟中的資源配置採取中央計劃式的干預或影響，是推動經濟增長最大化的最佳方式。 正如亞洲的國家導向型經濟體的可觀增長業績所證明的那樣，只有這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而且可以保持很長時間的經濟“增長奇蹟”（要不是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增長不知會持續到什麼時間）。在那些落後的國家中，只要引進或模仿先進的技術，再加上低廉的勞動力和外國資本的大量投資，“出口拉動增長”的國家戰略非常成功。但是，國家導向型資本主義的缺陷也是非常明顯的，甚至很危險。不僅會使人們認為“國家導向永遠管用”，而且易發*，資源和特權的交易，迫使政府常常支援那些失敗的行業而不是那些有發展前景的行業，並不能激發企業的突破性創新，一旦遇到金融危機，國家經濟就面臨全面崩潰。
寡頭型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徵是儘管經濟體制名義上屬於資本主義，財產權制度保護那些擁有大量財產的人，但政府的政策設計主要或完全是為了促進人口中極少數人（通常是非常富有的人）的利益，或者更加糟糕，為了促進那些執政的集權統治者們及其親朋好友的利益。不幸的是，這種形式的資本主義不僅存在於拉美、前蘇聯，而且存在於中東及大多數*國家，有人稱之為“強盜統治”。在這些國家中，基尼係數非常高， 經濟緩慢增長，*非常嚴重，自然資源豐富而危險。俄羅斯曾是一個在某種程度上不光彩地為寡頭的影響推波助瀾的國家。普京哀嘆說：“（俄羅斯）政府和地方當局未能為中小企業的繁榮創造條件。每一個開辦新企業和註冊公司的人都應當獲得個人（勇敢）勳章。”② （）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經濟學家熊彼特人生的最後時期，熊彼特是為數不多的認識到企業家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的核心作用的經濟學家之一。熊彼特擔心，企業家活動越來越向大型老牌企業發展，後者不僅擁有支撐創新活動的資金，而且還享有足夠大的市場地位可以使其創新活動得到充足的利潤。熊彼特還擔心，美國大企業日益滋長的官僚化會抑制未來的創新，特別是緊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需的大規模生產之後。另一位公眾知名度更高的哈佛經濟學家約翰·加爾佈雷斯也撰文討論了戰後初期大型老牌企業之勢力的增長。但是，與熊彼特不同，加爾佈雷斯並不擔心美國企業的商業思想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