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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盪三十年，風雲三十年，是非三十年，矛盾三十年，那麼中國的前途究竟在哪裡呢？*總理說得好：“要問開化的大地，要問解凍的河流。大地和河流，不在別處，就在我們每一個人之間。”
中國需要一流的經濟學家（跋）
自由是一個稀有和脆弱的被培育出來的東西……對自由最大的威脅是權力的集中。
——米爾頓·弗裡德曼
政府的職責範圍必須具有限度。它的主要作用必須是保護我們的自由以免受到來自大門外的敵人以及來自我們同胞們的侵犯：保護法律和秩序，保證私人契約的履行，扶植競爭市場……以及有效地保證言論、宗教和思想的自由。
——米爾頓·弗裡德曼
哲學家蘇格拉底每天黎明即起，披起大氅，走到中心廣場與人進行談話和討論。在簇擁著他的弟子中，有一個貴族的後代名叫色諾芬。色諾芬是個有心人，他把每天從蘇格拉底那裡聽來的一些有關奴隸主應該如何增加財產的思想片斷記錄下來，並結合自己管理莊園事務所積累的經驗，編輯成一本書，題名為《經濟學》。從此，“經濟學”（egonomics）一詞，也就是由此處的希臘文（oikonomos）轉譯而來。
最初的經濟學所要解決的問題，實則上是有關家庭財產管理這門學問的。後來，在斯圖亞特、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西斯蒙第、馬歇爾、凱恩斯等大師們的推動下，經濟學大廈逐漸建立起來。經濟學的基本理論，歸納起來就是三個假定和三個原理。三個假定是：經濟人假定、資源稀缺假定和保護個人產權假定；三個原理是：利益最大化原理、供求原理和等價交換原理。運用這六條規律分析經濟問題時，還需要用三個方法：即成本收益分析法、均衡分析法，以及帕累託標準。所謂的帕累託標準，是義大利經濟學家帕累託於1897年在研究資源配置時提出來的。意思是說：在某種既定的資源配置狀態，任何改變都不可能使至少一個人的狀況變好，而又不可能使任何人的狀況變壞。否則，就是帕累託累進，而不是帕累託標準。經濟學就是在這三個三的支配下，不斷的變化，彷彿中國人的八卦，博大精深、變幻莫測，成為每一個經濟學家的必修課。圍繞著政府職責的爭論，成為了傳統經濟學和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分水嶺。按照亞當·斯密的說法，他把政府的職責定義為守夜人，是市場經濟的守夜人，如果一切正常，守夜人可以去睡覺。如果發生情況，守夜人必須迅速出擊。而真正的經濟學家，按蘇格拉底的說法，是質疑和挑戰當道流行的觀點，是價值和德行的最高形式。
中國的經濟思想雖然有悠久的歷史，但經濟學成為獨立的科學歷史卻很短。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改革，都是政治家而非經濟學家主導，大多數的中國經濟學家還處於經濟學的蹣跚學步階段，很少有獨立的見解，而且還未徹底擺脫中國文人做謀臣策士的附庸地位，大多是鸚鵡和喜鵲。正如一位北大教授所言：“弗裡德曼的*中說他給芝加哥大學學生的作業，很多是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的開放問題，以鼓勵學生的創新。但我在北大任教期間，發現北大普遍推崇高分學生而非創新才能，造成追逐名家而非追蹤前沿的風氣，相容幷包而無競爭淘汰，非常不利於科學傳統的成長。”因此，中國需要一流的經濟學家，也需要從猶太人那裡借鑑經濟學的真諦。
必須讓經濟學活起來，必須深入思考究竟是什麼東西開發了猶太人的經濟學天賦，只有讀經濟學時宛如暢飲甘醇的香檳，中國經濟學才真正有希望。
賀雄飛
2009年春天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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