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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三班六房和鄉村公所撥發“工資”是好事，最起碼可以根減加在農民頭上的雜稅及各種名目的苛捐，並透過新的淮軍官吏集團削弱士紳老爺對農民的影響力，使之可以直接服從淮軍的基層政權，而不必再由那些相當於“包鄉”計程車紳來行使官府權力。
有了正式“工資”可領的三班六房及鄉村公所人員成為淮軍基層人員後，忠誠必然會培養並穩固，但是養他們的錢從哪裡來？
明朝沒有養他們，一分錢工資都不開，這才有了比正稅還要多的雜稅，因為如果不收取這些雜稅，縣老爺就沒辦法給三班六房還有自己的師爺幕僚開工資，也沒法維持縣衙門的運轉。
本身，明朝給官員的俸祿也是出奇的低，這就導致中後期貪汙腐敗常態化，大量為了逃稅的農民將自己的土地以“投獻”方式送給有功名計程車紳，結果就是那些不肯投獻的農民承擔越來越多的稅賦，後世對此有另一個說法，叫土地兼併嚴重。
土地兼併的根本其實就是稅收問題以及對士紳免稅的優待。
強買農民土地，陸四印象中明朝沒多少官員敢這麼幹，因為沒必要。大多數都是農民迫於雜稅太多承受不了主動投獻，讓原本屬於國家田賦的土地成了官員士紳的私產。
比如那個有幾千頃田地的首輔徐階家就是這樣，否則真要是買田的話，把徐階賣了他家也弄不了這麼多地。
農民因投獻得了少交稅的好處，士紳因投獻憑空多了不屬於他的田賦來，雙方都高興。
不高興的那個快亡了。
明太祖朱元璋可能深知小吏之惡，這才不給他們發皇糧，然而國家的運轉又離不開小吏，所以地方只能自己想辦法收取正稅以外的雜稅，久而久之，就是如今的模樣。
陸四給“小吏”發工資，實際就是在源頭上治理賦稅亂象。按他的規劃，一個縣的三班六房大概會有80人左右編制，再加一縣300人的武裝大隊，光縣城就有380個吃“陸餉”的人員，現在的縣域規模較後世大的多，有的縣甚至是後世縣的幾倍，所以往少了算至少得一縣十鄉編制。
一個鄉公所設一個鄉長，三到五名副手，另外還得至少20人左右差役性質的半公編人員，如此又得有200多吃陸餉的。
村一級倒不必設太多人員，直接挑一個年紀大些農民當村長就行，反正公文之類又不用他們寫。可這個村長也得每年給些補貼，叫他有當村長的積極性，這樣動員村民就有勁。
光叫馬兒跑，不給馬兒吃草，世上可沒這道理。
這樣算下來，一個縣吃“陸餉”的就得有六七百人，僅以陸四家鄉鹽城縣來算，全縣在冊丁口有三十餘萬，隱戶數字大概與在冊的差不多，所謂隱戶就是那些不在國家計稅冊中投獻土地的農戶。
鹽城縣對地主士紳打擊的血腥程度肯定沒有興化那邊殘酷，所以就算把那些被打擊的地主士紳名下的佃農“解放”出來，使之成為可以給淮軍納糧的丁口，所得也不過一兩萬人。
那麼從賬面上來看，大概就是五六百農戶養一人，看似相當輕鬆了，實際上除了縣鄉人員外，還有人數更為龐大的淮軍武裝集團，以及縣以上機構的“公務”人員，這個壓力就很大了。
陸四給淮軍正兵定的是一年30兩銀的餉，最低階的什長是年餉40兩。
單以正兵計算，淮軍目前總兵力高達四萬人，除降兵外能算正兵的有近三萬人，那麼單是開正兵餉一年就要90萬兩，這還不算士兵的吃喝拉撒，如每天的口糧，肉菜，衣服、棉被、鞋子、甚至是擦屁股紙，毛巾什麼的。另外還有武器裝備。
大致算下來，連同餉銀在內，一個正兵一年所需多達40兩。
這個餉銀開的並不高，當年戚家軍計程車卒每日大概是口糧三分三厘，行糧一分二厘，一年所耗軍餉在十八兩白銀左右。
萬曆年間募兵標準上調，募軍每人發三兩安家銀，二兩行糧，入伍後還要支取每月一兩二錢到五錢的月糧，這樣不算安家銀和行糧，一年一個士兵單月糧也要有十八兩左右。
據曹元說，他們從前為遼軍時，每月軍餉大約在二兩上下，一年能有二十四兩左右。那些從西南貴州、四川援遼軍隊的月餉則接近三兩，達到36兩左右。
當然，這是表面報給朝廷的賬，可能除戚家軍以外其餘兵馬估計能發三分之一餉士兵都得燒高香了。
但名義上就是這麼多。
正兵40兩一年，降兵是按出戰次數發銀，有三分之一，有四分之一，有一半的，反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