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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被攻擊者的精神不能支援時為止？？這種策略所根據的是對一切人性弱點的精確估計，它的結果能導致必然的勝利，其必然程度幾乎同數學一樣精確？？
我同樣也瞭解肉體恐怖對個人和群眾的重要性？？因為在支持者中間，所取得的勝利似乎是他們本身事業的正義性的勝利，而被擊敗的對手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對繼續進行抵抗不存任何勝利的希望。
關於希特勒日後要加以發展的納粹策略，再也沒有比這段話分析得更加精確的了。在維也納，有兩個政黨強烈地吸引著成長中的希特勒的注意，他對它們都應用了他正在提高中的狡猾的冷靜的分析能力。他說，他最初擁護由格奧爾格·裡特·馮·舒納勒建立的泛日耳曼民族黨，馮·舒納勒也是希特勒老家下奧地利希皮塔耳附近一州的人。泛日耳曼黨當時正在為日耳曼民族在這個多民族帝國中的統治地位進行最後的奮鬥。雖然希特勒認為舒納勒是個“深刻的思想家”，而且熱情地擁護他的強烈民族主義、反猶主義、反社會主義、主張同德國合併、反對哈布斯堡王朝和教廷的基本綱領，但他很快就發現了該黨失敗的原因：“這個運動未能充分了解社會問題的重要性，使它失去了真正有戰鬥性的人民群眾；它參加了議會，這就使它喪失了重要的推動力量，而沾上了議會所特有的一切弱點；反對天主教會？？又使它喪失了我國民族足以自豪的無數最優秀的分子。”
希特勒在維也納時代得到了一個教訓，雖然他日後在德國取得政權時還是把它忘記了，可是他在《我的奮鬥》中竭力強調過，那就是，一個政黨要想反對教會是沒有用的。他在解釋舒納勒的“脫離羅馬”運動為什麼是個策略錯誤時說：“不管一個宗教派別有多大值得批評的地方，一個政黨在任何時候都不應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在以往的全部歷史經驗中，一個純粹政治性的黨派要進行宗教改革是從來沒有成功過的。”
不過在希特勒看來，泛日耳曼黨最嚴重的錯誤還是在於它未能喚起群眾，甚至未能瞭解普通人民的心理。從他重複說明他年紀剛過21歲就開始在心中出現的思想的話中，我們可以看到，在他看來，這是一個最嚴重的錯誤。
他在建立自己的政治運動時不能犯這個錯誤。
泛日耳曼黨還有一個希特勒不想犯的錯誤。那就是它未能爭取到國內有勢力的、地位確立不移的機構當中至少某些機構的支援——如果不是教會的話，至少也是陸軍，或者內閣，或者國家元首。這個青年明白，除非得到這種支援，否則，任何政治運動都很難——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話——取得政權。
希特勒在1933年＇24＇決定大局的1 月裡狡猾地騙取到的，正是這種支援，而且也完全靠這種支援，他和他的國家社會黨才有可能接掌一個偉大國家的統治權。
在希特勒的維也納時代，只有一個政治領袖，除了瞭解在群眾基礎上建黨的必要性之外，也瞭解這一點。那個人就是維也納市長。基督教社會黨的領袖卡爾·盧格博士，他成了希特勒的最有影響的政治導師，雖然兩人從來沒有碰過面。希特勒一直把他看成是“歷代最偉大的日耳曼市長？？比所有當代的所謂‘外交家’都更偉大的政治家？？如果卡爾·盧格博士當初活在德國，他就會置身於我國人民偉大的思想家之列”。
當然，日後的希特勒同維也納下層中產階級的這個身材魁梧、性格率直、態度溫和的偶像很少相似之處。不錯，盧格作為一個在心懷不滿的小資產階級中間進行活動，並且像希特勒後來那樣利用高漲的反猶情緒作為政治資本的政黨的領袖，當時成了奧地利最有勢力的政客。但是出身低微、靠了半工半讀才讀到大學畢業的盧格，卻是一個在學識上有相當造詣的人。他的敵人，包括猶太人在內，都願意承認，他秉性高尚俠義、慷慨大度。當時在維也納成長的奧地利猶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也證明，盧格從來沒有由於他在公開場合的反猶態度而不肯幫助猶太人或者對他們態度不友好。茨威格追述說，“他的市政管理非常公正，甚至是民主的典型？？在這個反猶政黨取得勝利的時候曾經心驚膽戰的猶太人繼續過著像過去一樣享有權利和受到尊重的日子”。這卻不是年輕的希特勒所喜歡的。他認為盧格太大度了，不夠重視猶太人這個種族問題，他對於市長未能擁護泛日耳曼主義感到不滿，對於他的羅馬天主教教權主義和他忠於哈布斯堡王朝的態度是否得當感到懷疑。老皇帝弗朗茲一約瑟夫不是兩次拒絕批准盧格當選為市長嗎？
但是最後希特勒還是不得不承認這個人的天才，這個人知道怎樣贏得群眾的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