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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束，就宣判極刑。希特勒曾經命令，“他們全都該像牲口那樣被絞死”。他們確實這樣被絞死了。在普洛成西監獄，這8 個被判死刑的人被趕進一個小房間，房裡天花板上掛著8 個肉鉤子。他們一個一個被剝光上衣，綁起來，用鋼琴琴絃做成一個圈子套在他們脖子上，另一頭掛在肉鉤子上。當一個電影攝影機沙沙響起的時候，這些人被吊起來，絞死了。
他們身上那沒有褲帶的褲子，在他們掙扎的時候，終於掉了下來，使他們赤身露體地現出臨死時的痛苦。審訊的照片和電影都奉命立即沖洗出來，趕送給希特勒，使他在當天晚上就可以看到。據說，戈培爾看這些影片時用雙手按住眼睛，才沒有暈過去。
這年的整個夏天、秋天和冬天，直到1945年初，猙獰的人民法庭一直在開庭，匆匆忙忙地進行陰風慘慘的審訊，羅織罪狀，判處死刑。
1945年2 月3 日早晨，正當施拉勃倫道夫被帶進法庭的時候，一顆美國炸彈炸死了法賴斯勒法官，炸燬了當時還活著的被告中大多數人的案卷。這樣審訊才算停止。施拉勃倫道夫奇蹟似地保住了性命。他是交上好運的極少幾個密謀分子之一。最後美國軍隊在提羅耳把他從秘密警察的魔爪中解放出來。
另外那些人的下落應該在這裡作個交代。
在7 月20日事件發生之前3 天，準備在新政權中擔任總理的戈臺勒由於得到警告，說秘密警察已經對他發出逮捕的命令，就躲起來了。他在柏林、波茨坦和東魯普士之間，流浪了3 個星期，很少在同一個地方住上兩夜。那時希特勒已懸賞100 萬馬克通緝他，但總還有朋友或是親戚冒著生命危險掩護他。8 月12日早晨，他在東普魯士日夜不停地步行了幾天之後，已經精疲力盡、飢腸轆轆，就撞進馬裡安瓦爾德附近康拉斯瓦德村的一家小客店裡。
當他正在等候給他端來早點的時候，他發現有一個穿著德國空軍婦女輔助隊制服的女人正在注意他，於是他也不等早點了，溜出店鋪，走向近處的樹林裡去。這時已經太遲了。這個女人名叫海倫·施瓦爾斯爾，是戈臺勒家裡的一個老相識。她很容易地就認出了他，偷偷地告訴了同她坐在一起的幾個空軍人員。戈臺勒很快就在樹林裡被捕了。
人民法庭在1944年9 月8 日把他判處死刑，但直到第二年的2 月2 日，才同波比茨同時被處死。希姆萊所以遲遲沒有絞死他們，顯然是因為考慮到他們，特別是戈臺勒，透過瑞典和瑞士同西方盟國建立的聯絡，可能會對自己有幫助，如果他要來收拾國家殘局的話——這個前景這時已開始在他心裡滋長。
前駐莫斯科大使弗雷德里希·瓦爾納·馮·德·舒倫堡伯爵和前駐羅馬大使哈塞爾，原定在新的反納粹政府中接管指導外交政策的權力，分別在11月10日和9 月8日被處死。弗裡茨馮·德·舒倫堡伯爵在8月10日死於絞刑架下。最高統帥部通訊處長菲爾基貝爾將軍也在同一天被處決，7 月20日他在臘斯登堡所起的作用前面已經談過。
死者的名單是很長的。有一個材料說，共處死了4980人。秘密警察的記錄上是7000人被捕。在本書提到過的抵抗運動領導人中，被處死的有弗裡茨·林德曼將軍、馮·波斯拉格上校、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師、諜報局的格奧爾格·漢森上校、馮·赫爾道夫伯爵、馮·霍法克上校、詹斯·彼得·耶森博士、奧托·基普、卡爾·蘭格本博士、尤利烏斯·萊伯、馮·利昂羅德少校、威廉·劉希納、阿圖爾·奈比（刑事警察頭子）、阿道夫·萊希維恩教授、伯特霍爾德·馮·施道芬堡伯爵（克勞斯的兄弟）、提爾將軍（陸［1073］軍總司令部通訊處長）和馮·圖恩根將軍（在政變的那天貝克任命他繼任馮·科茨弗萊契將軍的職務）。
還有一批共20個被判死刑的人，希姆萊遲遲沒有執行，顯然是因為他認為，如果他接管政權並進行議和的話，這些人可能對他有用處。但在4 月22日夜間，當俄國人開始打到首都中心區的時候，他們都被匆匆打死了。這批罪犯們當時從利爾特街監獄轉移到艾爾布萊希特親王街的秘密警察地牢中去——在第三帝國的末日期間，許多罪犯都在這時利用燈火管制的機會逃跑了——隊黨衛隊人員見到他們，就讓他們排在一堵牆前面，開槍掃射了一陣，只有兩個人逃出性命。事情的經過就是他們說出來的。這次被殺的有艾爾布萊希特·馮·伯恩施多夫伯爵、克勞斯·波霍弗（波霍弗牧師的兄弟）和艾爾布萊希特·霍斯霍弗（赫斯的好友。他的父親是一個著名的地緣政治學家，不久便自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