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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美爾當時住在伯奈的野戰醫院裡。他的頭蓋骨、兩個太陽穴和顴骨受了重傷，左眼也受了嚴重的損害，腦袋上盡是炸彈碎片。為了避免遭到進攻中的盟軍的俘虜，他先從這個野戰醫院被遷至聖一歇爾曼，在8 月8 日那天又遷到烏爾姆附近赫林根的自己的住宅裡。他從前的參謀長斯派達爾到赫林根去訪問他。第二天，9 月7 日，斯派達爾就被捕了。這對隆美爾是第一個警告，說明會有什麼下場等待著他。
“那個病態的撒謊者現在已經完全瘋了！”隆美爾在與斯派達爾談話中談到希特勒的時候這樣說，“他正在對7 月20日案件的謀反分子發洩他的虐待狂！他不會就此罷手的！”
隆美爾現在注意到，保安處的人員正在監視他的住宅。他的15歲的兒子原來在高射炮中隊服役，現在暫時告假回家來服侍他。當他和他的兒子—同在附近森林中散步的時候，他們兩人都帶著手槍。希特勒在臘斯登堡大本營收到霍法克招出隆美爾的證詞副本後，就下令處決隆美爾。但是辦法與眾不同。後來凱特爾對紐倫堡的提審人員解釋說，元首認識到，“如果這個赫赫有名的元帥，德國最得人心的將軍，被逮捕並押上人民法庭的話，這將是一件非常丟臉的事”。因此希特勒同凱特爾商量好，讓隆美爾知道控告他的證據，讓他選擇要麼自殺，要麼以叛國罪在人民法庭受審。如果他選擇自殺的話，他死後可以獲得具有全副軍事榮典的國葬儀式，而且可以保全他的家屬。
於是在1944年10月14日中午，希特勒大本營有兩位將軍驅車來到被黨衛隊用5 部裝甲車團團圍住的隆美爾的住宅。一位將軍是威廉·布格道夫，一個長著酒糟鼻子、同凱特爾一樣對希特勒唯命是從的酒鬼；另一位是與他有著同樣性格的、他的陸軍人事處的助手恩斯特·邁賽爾將軍。他們事先通知隆美爾，他們是從希特勒那裡來的，準備同他談一談他“未來的職務”問題。
凱特爾後來作證說，“我在希特勒的指使下，叫布格道夫帶著一份招出隆美爾的證詞到他那裡去。如果證詞是真的，他要對後果負責；如果是假的，他會得到法庭的開釋。”
“你還命令布格道夫帶一點毒藥給他，是不是？”檢察官問凱特爾。
“是的。我告訴布格道夫帶上毒藥。假如有此需要，隆美爾也好使用它。”
在布格道夫和邁賽爾到達以後，事實真相就清楚了：他們不是前來商談隆美爾的未來職務的。他們要求和這位元帥單獨談話，於是3 人到隆美爾的書房去。
“幾分鐘以後”曼弗雷德·隆美爾後來追述道，“我聽見父親上樓到母親的房間去。”他接著說：父親同我走進我的房間。他開始緩慢地說：“我剛才不得不告訴你的母親，我將在15分鐘內死去……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叛國大罪。鑑於我在非洲服役有功，給了我一個服毒自殺的機會。那兩位將軍帶來了毒藥。這種毒藥在3 秒鐘之內就能致人於死命。如果我接受的話，對我的家庭將不會採用在這種情況下的例行措施……我還可以得到國葬待遇。一切都準備停當了。在15分鐘年你將接到從烏爾姆的醫院打來的一個電話，說我在赴會途中因腦病發作死去了。”
事情果然就是如此。
隆美爾穿著他那件舊的非洲團皮前克，手裡拿著元帥的節杖，跟著兩位將軍上了車。車行一二英里後在森林旁的路上停下來，邁賽爾將軍和黨衛隊司機走下車來，隆美爾和布格道夫仍留在車上。1 分鐘以後，當下車的那兩個人回來的時候，隆美爾已直挺挺地死在座位上。布格道夫不耐煩地走來走去，似乎擔心會誤了他的午餐和午飲。隆美爾夫人在與丈夫告別15分鐘以後，接到預期的從醫院打來的電話。主治大夫報告說，兩位將軍帶來了元帥的屍體，他是因大腦栓塞致死的，這顯然是前次他頭蓋骨受傷的結果。實際上布格道夫橫蠻地禁止解剖屍體。“不要動屍體，”他大叫道，“一切柏林都已經安排好了！”
一切的確是已經安排好了。
莫德爾元帥釋出一道冠冕堂皇的命令，宣佈隆美爾因“7 月17日受傷”
不治身死，對“我國最偉大的指揮官之一”的犧牲表示哀悼。
希特勒給隆美爾夫人的電報說：“您丈夫的死給您帶來巨大的損失，請接受我最真摯的弔唁。隆美爾元帥的英名將永遠和北非英勇的戰役聯絡在一起。”戈林在電報中表示了“默哀”：我們都希望您的丈夫能繼續活在德國人民之中，但是他卻因傷英勇地與世長辭了，這深深使我傷心。
希特勒下令舉行國葬。德國陸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