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的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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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的職務從報紙報道改為廣播報道，所以我的駐足點便從柏林轉到了維也納。維也納是我在10年前還是一個青年記者的時候的舊遊之地。雖然在今後的決定性3　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我仍將在德國度過，但是我的報道整個歐洲大陸的新任務，卻使我有機會高瞻遠矚，相當全面地來觀察第三帝國，而且恰巧在希特勒的侵略發生前和發生時把我安排在成為侵略物件的那些鄰國裡。在那些日子裡，我僕僕往返於德國和當時正好是希特勒發洩怒火物件的那個國家之間，因而對現在要加以敘述的事件有了親身的經歷。這些事件無情地導致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流血最多的戰爭。雖然我們親自看到這些事件的發生，但是我們對它們如何會發生的真相卻知道得非常之少。陰謀詭計、背信棄義、事關命運的決定、優柔寡斷的時刻、主要當事人的戲劇性的遭遇——所有這些決定時局發展的情況，都是在表面的掩飾下秘密發生的，瞞過了外國外交官、記者和間諜的窺伺的眼睛，因此許多年來，其中大部分情況除了少數當事人外，公眾仍然不知道。

我們不得不等待大批使人眼花繚亂的秘密檔案的出現和劇中尚存的主要演員的作證，他們中間大多數人當時不能自由地敘述他們的經歷，有許多人陷在納粹的集中營裡。因此，下文中所敘述的情況，主要是根據1945年以來所蒐集的大量事實。但是，敘述這樣一段歷史的人在發生一些主要危機和轉折點時刻親身在場，或許是有些用處的。例如，在奧地利停止存在的1938年3　月11—12日那個值得記憶的夜裡，我正好在維也納。

維也納的居民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地方的人都要來得和藹可親，更會享受當時那樣歌舞升乎的生活。可是一個多月以來，這個多瑤河畔充滿了巴羅克式建築的美麗的首都卻生活在惶惶不可［323　］終日的憂慮之中。奧地利總理庫特·馮·許士尼格博士後來把2　月12日到3　月11日之間這段時期稱為“痛苦的四個星期”。在1936年7　月11日的奧德協定的秘密附件中，許士尼格對奧地利納粹黨作了影響深遠的讓步。*　自從那時以來，希特勒的駐維也納特別大使弗朗茲·馮·巴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破壞奧地利的獨立和促使它跟納粹德國合併。在1936年年底，他打了一個長篇報告給元首，敘述他的工作的進展情況。一年後他又向元首打了報告，這一回強調說，“只有使聯邦總理＇　許士尼格＇　受到在可能範圍內的最強大的壓力，才能夠獲得進一步的進展”。他的建議，雖然幾乎是多餘的，卻很快就照辦了，而且其十足的程度甚至超出了他的想象。

在整個1937年中，奧地利納粹分子在柏林的資助和唆使下，已經加緊了恐怖活動。奧地利幾乎每天都有地方發生爆炸事件。在山區省份裡，納粹黨人大規模的而且常常是暴亂的示威，削弱了政府的地位。政府抄獲的一些計劃表明，納粹兇徒們準備像殺害許士尼格的前任一樣幹掉他。最後，在1938年1　月25日，奧地利警察搜查了一個叫做七人委員會的團體在維也納建立的辦公處。當初設立這個委員會的目的是促成納粹分子和奧地利政府之間的和解，但實際上成了非法的納粹地下組織的中央機構。警察在那裡發現了由元首的代表魯道夫·赫斯署名的檔案，表明奧地利納粹分子將在1938年春天發動公開反叛，如果許士尼格企圖鎮壓的話，德軍將開入奧地利來防止“日耳曼人內部流血”。據巴本說，其中的一個檔案要當地的納粹分子謀殺他本人或者他的武官莫夫中將，以便為德國的干涉製造藉口。如果說殷勤巴結的巴本知道了根據柏林的黨領袖們的命令他又一次成為納粹暴徒們的暗殺物件以後感到不快的話，那末2　月4　日晚上打到維也納德國公使館來的一個電話也使他感到難受。國務秘書漢斯·拉麥斯從柏林總理府的電話上通知他說，他在奧地利的特別使命已經告終了，也就是說，他已同弗立契、牛賴特和別的好幾個人一起被免職了。

巴本後來回憶說，“我幾乎驚奇得說不出話來”。他冷靜下來以後認識到：希特勒既已清除了牛賴特、弗立契和勃洛姆堡，他顯然已決定要在奧地利採取更為劇烈的行動。事實上，巴本冷靜下來以後，決定做“一些對一個外交人員來說是不尋常的事情”——這話是他自己說的。他決定把他和希特勒的全部通訊文［324　］件儲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這個地方後來弄清楚是瑞士。他說，“第三帝國的一些毀謗運動，我是太熟悉了”。我們已經看到，這種毀謗運動曾經幾乎使他在1934年6　月間送掉了性命。

巴本的解職也是對許士尼格的一個警告。他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