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興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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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人揭發後，神宗震怒，欲令處死，後免死罷任。這樣一個貪生怕死喪師辱國諱敗冒功的劣材，竟被文武百官捧為克敵制勝安邦定國的大帥，從一個閒官，提升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榮任遼東經略，怎能不貽誤軍機。

領兵衝殺的總兵、副總兵、參將、遊擊等將官，多系“婪穢之輩”，愛財如命，畏敵如虎，尤其是對新興建州的八旗勁旅，更是久聞威名，談虎色變。早在萬曆二十六年（1598），努爾哈赤還只是轄領建州女真的一部之長時，號稱驍勇善戰的明朝副總兵李如梅，就對建州兵的精銳感到恐懼，他鄭重其事地警告朝鮮國王說：“此賊精兵七千，而帶甲者三千，此賊七千，足當倭奴十萬。……雖以十人來犯境土，即報遼東而求救。西北雖有達子，皆不如此賊，須勿忽。”吳晗：　《李朝實錄史料》第2476頁。以區區十人之數，就敢進犯邊境，致使擁兵上千的各城遊擊、參將，倉皇上告總鎮，乞求援兵，可見建州兵之精壯，銳不可當，也充分反映出遼東邊將的膽怯畏敵思想。隨著建州的迅速擴充套件，明將對八旗軍更是異常畏懼。比如，歷任宜府、延綏、大同總兵官的麻承恩，是將門之後，早年“更歷諸鎮，以勇力聞”，萬曆四十年（1612）遼事緊急，以原官入遼，聽遼東巡撫、鎮守總兵官調遣。這位專任“援遼”的總兵官，當萬曆四十六年（1618）四月撫順失陷，遼東總兵官張承胤率兵往援時，竟率本部藉口“調防清河”而匆匆逃走，致使張承胤兵敗被殺，全軍覆沒。七月，八旗軍攻清河，麻承恩又以開原檄調為名，領軍離陣，“致清河將吏一時陷沒”。

萬曆四十六年六月，江西道御史薛貞上奏說：“近者楊鎬疏中言，調到援兵，皆伏地哀號，不願出關。又傳塘報帖言，鑽刺將領，見奴氛孔亟，都哭而求調。臣聞之不勝憤懣。”《明神宗實錄》卷五百七十一。堂堂七尺之軀，以上陣廝殺斬人首級為專任的援遼將官、士卒，竟然伏地痛哭，乞求改調，不敢出關迎戰，如此的畏敵如虎、貪生怯戰，實為罕見，難怪御史“聞之不勝憤懣”了。

賦重役煩，國窮民貧，君昏相庸，帥劣將怯，士氣不振，人心思亂，這樣腐敗的明朝政府，怎能與新興後金相爭，這樣鬆弛膽小的弱軍，怎能打敗兵精馬壯的八旗勁旅，薩爾滸之戰，只能以明軍的慘敗而告終。

二、　新興後金大敗明軍

薩爾滸，位於後金都城赫圖阿拉西一百二十里，今撫順東大夥房水庫附近，天命四年（1619，明萬曆四十七年），三月初二日，八旗軍大敗明西路杜松軍於此，隨即擊破明北路、東路軍，史稱“薩爾滸之戰”。

明萬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遼東經略楊鎬會集四路官將，告天誓師，欲於二十一日分路出擊，因十六日天降大雪，跋涉不前，改於二十五日興師，定於三月初二日在二道關會合。十萬大軍，戰馬成群，火器數萬，聲勢浩大，怎能掩人耳目，因而“遐邇共聞”，“師期豫洩”。一向重視偵察敵情善於用間的努爾哈赤，對明軍的動態早就瞭如指掌，全國皆知大戰將臨。與二十六年前九部聯軍三萬來攻相比，那時，眾寡懸殊，建州兵將“皆失色”，十分驚恐，軍心不穩；現在，雖然面對號稱四十七萬的天朝“聖兵”，敵眾我少，八旗勁旅卻鎮靜自若，從容應戰。出現這樣大的變化，根本原因有二，一為保家保族，必戰必勝。兵法所云：　置之死地而後生。現在滿族正面臨滅種族之災，不打退明軍的進攻，努爾哈赤家族固然要斬殺無遺，八旗官將士兵也在劫難逃，整個滿族就要被徹底消滅，至少是大部誅戮，殘存少數“順民”，也必然要再遭明帝奴役，重新陷入明朝政府壓迫女真的苦難深淵。這是決定民族生死存亡的一戰，是反對明朝民族壓迫，保護本族生存，爭取繼續前進的決定性一戰，反壓迫、求生存、圖發展的戰爭正義性質，激勵了廣大滿族人民拼死抗敵的強烈鬥志，堅定了他們必戰必勝的決心和信心，對大軍壓境無所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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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薩爾滸之戰（4）

另一根本因素是，後金正處在興旺發達迅速前進的勃興階段。三十六年以前，女真部落林立，貧窮落後，饑饉頻仍，慘遭明臣欺凌魚肉，社會停滯不前，人丁稀少，度日艱難。

萬曆十一年（1583）努爾哈赤以遺甲十三副起兵，經過三十六年的南北征戰，由一個微弱小部，發展為轄地數千裡，人口上百萬的強大的後金國，分散的幾百個女真部落合而為一，又吸收漢、蒙人員，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滿族，舉國上下，練兵習武，競圖進取，一派興旺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