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興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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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二十七年，葉赫納林布祿、金臺石貝勒屢侵哈達，哈達向建州求援，努爾哈赤乘機滅了哈達，殺其酋長蒙格布祿。明廷既驚又怒，遣使詰問，責令恢復其國，努爾哈赤雖然不願放棄已得之地，但又不敢直接拒絕，怕起兵端，只好遵命，並以大福金富察氏所生之女莽古濟格格，嫁與蒙格布祿之子烏爾古岱，立為貝勒，護送回還舊土，又於二十九年（1601）七月，親詣撫順關外，“刑白馬，誓撫忽答（烏爾古岱）保寨”，過了一段時間，才再行並回。

努爾哈赤因明曾於萬曆二年（1574）起開闢寬奠、大奠、長奠、永奠、新奠等六城堡，“廣袤八百餘里”，軍民屯種，“成家樂業”，欲圖移墾侵佔，乃行賄李成梁之婿參將韓宗功，疏通關節。李成梁亦以其地“逼鄰東虜”，“爭擾時起”，“易起邊釁”，並欲藉此“援招回之例，冒邀封賞”，遂以“奴酋索地為名”，與巡撫趙楫議定，於萬曆三十三年（1605），盡棄其地，“凡種地之家，概作逃戶”，調軍強迫押解入內，不少住戶逃入建州，遷入內地的有六萬餘戶。努爾哈赤拱手而得八百餘里沃土，而且還以參與“招徠”逃民之功，蒙受明帝獎賞。

努爾哈赤的擴充套件耕地，攻取哈達、輝發和烏拉，用兵葉赫，震動了明朝，一些頭腦比較清醒的文武大臣，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紛上奏疏，建議調兵遣將，待機征剿建州。萬曆三十五年（1607），遼東巡按肖淳奏稱，努爾哈赤“明肆桀傲”，“聲勢叵測”，實系大害，應整備兵馬，諭令葉赫出兵相助，內外夾攻，“期如昔年剿處仰、逞二奴、杲酋父子故事”，以除禍患。萬曆三十六年（1608）二月，薊遼總督蹇達上疏，力言“建酋日漸驕橫”，“殆有不軌之謀”，實為“東方隱憂”，奏請“蚤備戰守機宜”，遣使諭勸，“如彼酋輸情馴服，照常撫馭，倘果稔惡不悛”，則調兵征剿，“以殲兇惡”。兵部尚書李化龍，一再上疏，認為“為患最大，獨在建州”。內閣輔臣葉向高於萬曆三十七年（1609）十一月，特上《奴賊日橫疏》，極言“今日邊事，惟建夷最為可憂，度其事勢，必至叛亂”。遼鎮必失，“天下事將大壞不可收拾矣”，力請“下廷臣會議”，“共作區處”。

此時，努爾哈赤雖已攻取哈達、輝發，有兵數萬，但葉赫尚存，又與烏拉長期為敵（1613，萬曆四十一年，始滅於建州），實力還不夠強大，不能與明朝正式對抗，需爭取時間。因此，萬曆三十六年至四十年（1608—1612），努爾哈赤一再上奏申訴辯解，遵令減少車價，退還部分耕地，入京朝貢，並遣大將阿都、幹骨裡，送第七子巴卜海入明為質，表現得比較順從，麻痺了萬曆四十年、四十一年（1613）的遼東巡撫張濤，明廷因而放鬆了對建州的警備，擱置了主戰諸臣的建言。

從下述努爾哈赤對遼東巡撫的回信，我們可以瞭解到，為什麼有的遼東大員會相信他的辯解。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山西布政使郭光復被任命為遼東巡撫，四十二年（1614）春到任，遣人齎書，指責努爾哈赤收容逃人，盜竊牛馬，諭令送回人畜，解押盜賊。努爾哈赤回信說：

馬法（mafa）爾曰：　有云吾來之前，我等之漢人逃往汝處。不僅收取逃來之一、二光棍，六萬人畏懼高太監之賦役而來到邊境告曰：　汝若收容，則我等將出境而至汝處矣。吾曰：　於爾光棍，吾有何福耶？吾若將爾收取，則受譴於帝。因而不收。不收取六萬人之人，吾豈收容一、二名逃亡之光棍乎！

又云：　有於近邊地方盜取牛馬而攜走者。吾自立誓之後，（殘）豈有偷盜之理？……吾毫無罪過，若盜摘邊境草，吾有所誓，居心賊惡之人，焉能有幸！因吾心之正直而蒙受天帝愛恤之身，豈能附合如斯之惡賊！……

且又云：　我等漢人之盜賊，竊取牛馬後送爾。漢人之賊，漢人查之，女真之賊，女真查之耳！吾豈能查出汝等漢人之賊乎？萬曆三十六年，吾聞漢人之二賊給吾等女真送來五頭牲畜，查出後，擒此二賊，遣剛古裡將其盜竊送來之五畜，盡行送與撫順王備禦，對漢人之盜賊，吾不得而知矣。吾若知之，則將如是捕擒，送往爾方矣。

又云：　此皆顯系新債矣。吾遣通事齎書，令爾查究送來，爾作不知，未還一人一畜，爾不查出爾之女真之殺人之盜賊。若有盜賊，則查獲捕送耳，無盜賊時，吾將捕誰送來耶！

萬曆三十九年，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