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興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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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5）王杲就擒，明廷大喜，幼君御殿宣捷，祭告太廟，並行獻俘大典，百官稱賀，有功諸臣皆獲厚賞，李成梁由署都督同知，世蔭千戶，晉左都督，世蔭都指揮同知。海西塔山前衛都督王臺加授勳銜，特封龍虎將軍，二子並進都督僉事。阿臺之滅，明帝御皇極門宣遼東大捷，祭告太廟，群臣歡慶。寧遠伯李成梁歲加祿米一百石，蔭一子為本衛指揮僉事世襲，巡撫兼右僉都御史周詠升總督兼右都御史，總督吳兌升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周詠、吳兌還各蔭一子錦衣衛千戶，巡撫李松升右副都御史，蔭一子入監，遼海東寧參政張崇功升按察使，開元兵備僉事靖四方進右參議。大學士亦緣功獎賞，元輔張居正蔭一子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次輔張四維蔭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從徵官兵，亦各賞銀幣。覺昌安、塔克世既嚮導有功，而且“有殉國忠”，理應得獲重獎，海西酋長王臺可封龍虎將軍，二子榮授都督僉事，覺昌安的子孫自然也可援例封授官職，領取獎銀，至少也可當個都指揮乃至都督僉事。如果這樣辦理，努爾哈赤家便可逢凶化吉，因禍得福，有了明帝的厚賞擢升和支援，他們幾個二十多歲的有為青年，便可乘機招兵買馬，擴大勢力，稱雄建州女真了。但是，不知什麼原因，這種可喜圖景並未出現，相反，努爾哈赤弟兄陷入了逆境，險遭滅門之禍。

第三節 癸未起兵（4）

《武皇帝實錄》卷一，對努爾哈赤家的處境，作了如下的敘述：

（萬曆十一年二月）…被尼康外郎唆使大明兵，並殺覺常剛父子。後太祖奏大明曰，祖父無罪，何故殺之。詔下，言汝祖父，實是誤殺。遂還其屍，仍與敕書三十道、馬三十匹，復給都督敕書。太祖曰：殺我祖父者，實尼康外郎唆使之也，但執此人與我，即甘心焉。邊臣曰：爾祖父之死，因我兵誤殺，故以敕書馬匹與汝，又賜以都督敕書，事已完矣。今復如是，吾即助尼康外郎，築城於甲板，令為爾滿洲國主。於是，國人信之，皆歸尼康外郎。其五祖子孫，對神立誓，亦欲殺太祖以歸之。尼康外郎又迫太祖往附，太祖曰：爾乃吾父部下之人，反令我順爾，世豈有百歲不死之人。終懷恨不服。《武皇帝實錄》的這段敘述，有些地方不夠準確，如所謂“詔下”，“給都督敕書”，等等，並無其事，叫場、塔失當時還是人微資淺，其名未能載於奏疏上達帝君，亦無授予都督的特旨，直到六年半以後努爾哈赤才因功、因勢、因祖和父“殉國忠”而由都指揮進封都督僉事。但是，總的來看，它對努爾哈赤一家處境的表述，還是大體符合實際的。

第一，它載明努爾哈赤得罪了明朝邊臣，栽下了禍根。當時，遼東大捷，強“酋”就擒，明朝君臣躊躇滿志，趾高氣揚，蔑視“東夷”。在這樣的氣氛下，明邊臣承認是“誤殺”，送回叫場、塔失之屍，給予敕書、馬匹，允許努爾哈赤襲封都指揮，這對天朝大帥來說，算是念其嚮導之功，從優獎賞，恩賜夠為隆重了。可是，他們沒有料到，一個二十五歲的小小女真努爾哈赤，竟然要求執送尼康外郎（又寫為尼堪外蘭），以報殺害父、祖之仇。

這個要求，本來是合理的。努爾哈赤很清楚，父、祖之死，不管是誤會，還是尼康外郎的挑唆，或者是蓄意所為，總是死於明兵之手，明朝君臣就是他的仇人，此仇不報，有何顏面生於世間。但是天朝“聖皇帝”威嚴無比，遼東守臣，“自視其身，如在霄漢”，直到三十一年以後，努爾哈赤已經成為轄地數千裡，臣民數十萬的女真國聰睿恭敬汗時，致書遼東巡撫郭光復，仍尊郭為“地方之主”，比為“太陽”，自居阿哈。這樣貴賤懸殊強弱顯異的局面，微弱小部酋長努爾哈赤，他敢向明帝索報父仇嗎？那無異是以卵擊石，飛蛾撲火，自取滅亡。怎麼辦？是忍氣吞聲，屈於威勢，置父仇不顧，而諂事明帝，圖求個人安樂，升官晉爵，當一個不孝之子無恥之男，還是不畏強暴，挺身而起，直斥明朝君臣，披甲上陣，浴血奮戰，寧可玉碎，不為瓦全，做一個有血性、有骨氣、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和篤孝的義子？或者是既要牢記大恨，誓死報仇，又要講究策略，在力不能及之時，暫時剋制，不把矛頭指向明朝，而將怒火引及次要之敵，一則略釋心頭之恨，二則儘可能地避免明廷的敵視，從而蓄積力量，待機而動？剛毅聰睿的努爾哈赤採取了第三種方針，嚮明朝討索仇人尼康外郎。不料，這一正當的要求，竟惹惱了驕橫跋扈的明朝邊將，被他們視為無理取鬧，嚴詞訓斥，一口拒絕了。真是，禍不單行，父、祖既死，又開罪於明帥，不僅得不到天朝的恩賜和支援，反將受其打擊迫害，努爾哈赤的希望完全落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