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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幸能豁免，降襲父職，自然心有餘悸，謹小慎微，事蹟不顯，他的堂叔脫原保也無赫赫戰功，而且從嘉靖二年（1523）以後，就再未進京朝貢，不再統轄建州左衛，整個家族衰落了，覺昌安自然也難以承蔭祖先遺澤，榮襲都督要職。但是，從《清冊》及其他史料看，儘管出身不顯，先天不足，覺昌安卻不是一個聽天由命才具平凡的庸碌之輩，而是很有艱苦奮鬥精神，力圖重振祖業的有為之士。
《清冊》載述，萬曆六年（1578）四月十六至七月十六的八十多天裡，叫場至少三次帶領部眾，進入撫順馬市，買賣貨物。其中的一次，以“麻布糧食等貨”，換過“豬牛等物”，計三十多號，抽稅銀五兩二分四厘。此項記載雖然過分簡略，五兩多稅銀，似乎也只是區區小數，但問題並不簡單，交易的商品也不算少。按照女真與漢民買賣的通例，基本上是女真以人參、皮張等土特產和馬匹，買進耕牛、鐵製農具等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這在前述《清冊》所載海西女真與漢民的貿易，已經反映得十分清楚。《武皇帝實錄》也載稱，建州女真地區，“有明珠、人參、黑狐、玄狐、紅狐、貂鼠、猞狸猻、虎、豹、海獺、水獺、青鼠等皮，以備國用”，與明“互市交易”。人參更是重要商品，大量嚮明售賣。這種馬市，基本上女真是賣多買少，明則處於貿易逆差。明檔所記萬曆十一年（1583）七至九月和十二年（1584）一至三月，海西女真在開原鎮北關、廣順關的馬市，買進鏵子、耕牛、衣服、緞絹等物，按時價計，約折銀八百五十兩。而賣出的商品，僅人參一項，照時價每斤九兩銀計算，三千六百一十九斤參當值銀三萬二千五百多兩。至於貂皮四千七百餘張，狐皮、狍皮、羊皮、豹皮三千餘張，又可售銀上萬兩。這樣大量的貨物買賣，才抽稅銀六百一十二兩，由此推知，叫場入市抽的稅銀五兩多，大致是價格五百兩左右的營業額，表明其交易的商品數額是不小的。由此而獲取的銀兩，也是不會少的。他還透過“撫賞”領取了很多物品，僅初三、十二日兩次，就得到明臣給予的三頭牛、四頭豬、鹽四百二十五斤，以及兀剌、紅布等物。
覺昌安不僅在經濟上勤理財務，多次進入撫順馬市，賣出土特產，買進牛、鏵、鹽、布等物，擴大生產，提高產量，牟取利銀，發財致富，而且在政治上也善能觀望風色，臨機應變，眼明手快，戰陣廝殺，發憤圖強。他與嘉靖末隆慶年間稱雄建州的著名酋長王杲，結為姻親，以長子禮敦之女嫁與王杲之子阿臺，又娶阿臺之女為四子塔克世之妻，藉以為靠。他還很可能參加了王杲襲掠遼東人丁牲畜財帛的活動。可是，一旦看到明廷發兵追剿王杲時，叫場就迅速轉變了。王杲是建州右衛都指揮，剽悍好亂，嘉靖三十六年（1557）掠撫順境，殺備禦彭文洙，屢掠東州、惠安、一堵牆諸堡。四十一年（1562）設伏，生擒副總兵黑春“磔之”，深入遼陽，掠孤山，戮指揮王國柱等。萬曆二年（1574）七月，又執撫順遊擊裴承祖，剖腹慘殺。明廷大怒，十月發兵征剿，破杲寨，斬一千餘級，三年（1575）八月，磔杲於京。覺昌安與王杲是雙重聯姻，親上加親，照說應站在親家的立場，跟從王杲，抗敵明兵。可是，明帝震怒，大兵追剿，重兵壓境，如若孤注一擲，與明對抗，無異以卵擊石，自取滅亡。是篤念至戚之誼，共抗明軍，同歸於盡，還是以本身安危為重，置親不顧，臨陣反戈，投奔敵營，立功補過，免於滅頂之災，這是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兩個利害懸殊的結局。在這決定整個家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覺昌安和塔克世毫不遲疑地選擇了後一條通路，與王杲決裂，投到明寧遠伯李成梁總兵官麾下，報告邊情，指引道路，從徵廝殺，為消滅王杲而竭盡全身之力。
王杲之所以能橫行二十年，屢敗明兵，主要是靠聯合諸部和堅守險寨，這也是歷代女真名酋稱強的基本條件。女真居住偏僻地區，高山密林，行走不便。五嶺、喜昌、石門諸隘，“人騎不能成列”。王杲所住之寨，依山阻險，城堅塹深。阿臺的古勒寨，異常陡峻，“三面壁立，壕寨甚設”，明軍人地生疏，不知路徑，槍炮沉重，難以執行。因此，王杲可以進退自如，得勢，則深入明地，擄掠人畜，襲殺官兵；失利，則逃匿故地，倚險固守，休養生息，串聯他部，一有機會，東山再起，明將對此很難應付。可是，覺昌安父子的投明，就使戰守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覺昌安是一部之長，他們六弟兄強盛之時，“自五嶺迤東，蘇蘇河迤西，二百里內諸部，盡皆賓服”。他的歸順明朝，必然影響其他建州女真部落與王杲的關係，削弱了王杲勢力。而且，覺昌安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