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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至於屁股上捱了一百六十下？但如果不是這一百六十下打得他只好用羊肉來墊屁股，他很可能也不會有這段感悟。
四十年後，當看到朝政動盪、邊境烽火時起，他才想到張居正和張居正的改革，想到這個當年的“禽獸”。他當年說得沒錯，張居正在對待不服從自己改革意圖的人的時候，就是“禽獸”。也正是這種所為，才讓他十年的改革為大明王朝取得了輝煌業績。他的十年改革讓早已陷入內困外患的大明帝國出現了自中後期以來最為輝煌的時代，王朝面貌煥然一新。吏治肅然，邊防鞏固，皇帝詔令“雖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北京一帶的糧食儲備足供整個王朝子民七八年之用，太倉存錢達四百餘萬兩。
“奪情”事件從“五直臣”的角度來看，是張居正嚴重違反了道德綱常；而從張居正的角度來看，是有人想把他的權力奪走。“五直臣”說他貪位，從人性上來講，這種指責也未嘗沒有道理。但張居正為什麼不希望別人把權力奪走？原因只有一個：他不想將改革大業停下來，一刻都不行。
以今日我們的觀點來看，“奪情”事件似乎是言官們的小題大做。但如果我們回到那個以道德為朝綱經緯的明朝，我們就會發現，張居正的不回家丁憂放到今天來看，就是觸犯了刑法。從這一點來講，“五直臣”的屁股被打爛實在是有些冤枉。這也正說明了張居正當時的做事風格：順我改革大業者昌，逆我改革大業者挨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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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非常之人（1）
明朝著名學者何心隱有一次在御史耿定向家中談天說地，時任翰林的張居正忽然來訪。何心隱趕緊藏了起來，當張居正聽說學者何心隱也在時，很想見他一面。何心隱推說最近身體不適，不能見客。張居正走後，耿定向問何心隱為什麼不見張翰林。何心隱說道：“我剛才偷偷地見他一面，魂不附體。”耿定向大笑。何心隱卻道：“你不要笑，這個人將來必是非常之人，國家大權將在他手裡。我必將死在他手裡。”耿定向從來不知道何心隱還善於看相，頗不以為然。萬曆七年（1579年），何心隱果然被張居正殺掉。他當初不知是預言還是嚇糊塗了的話竟成為現實。
其實，何心隱的死是咎由自取。當時，張首輔要打擊地主豪強，他就教唆豪強起來反抗；張首輔要穩定邊境，他就派人去南部少數民族部落教他們作戰方法。這樣處處和張首輔作對，想不死怎麼可能呢？我們不得而知何學者這樣做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但從他對張居正的評價與預言來看，他是個很正常的人。後來的歷史告訴我們，張居正的確掌握了國家大權，也的確是個非常之人。
張居正在大明的露面，應該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入翰林院，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張居正上疏嘉靖帝，力陳當時社會的癥結並提出解決方案。嘉靖帝給出的回答是：我在煉丹，有事問嚴嵩。
作為翰林院的小編修張居正知道，當時的內閣首輔嚴嵩專擅，剛直之士大多無好下場。比如三邊總督曾銑、內閣大學士夏言，因為在上疏收復河套的同時，順便彈劾了一下嚴嵩父子，就被嚴嵩處死。兵部武選司楊繼盛彈劾嚴嵩，其下場是捱了整整一百杖。張居正很明白，自己一個小編修根本無法與首輔抗衡。
隆慶元年（1567年），首輔徐階向隆慶帝推薦了張居正。他一躍而升入內閣，邁進了帝國的最高權力機構。經過二十多年的官場經驗和人生閱歷，他覺得似乎時機已到。隆慶二年（1568年），他上疏隆慶帝，陳述當時必須要解決的六件大事。這離他上疏給嘉靖帝時已有二十年。
這六件大事就是他後來改革的大政方針。第一條，省議論。就是讓那些言官儘量少說廢話、空話。第二條，振朝綱。第三條，重詔令。第四條，要官員們名實相符。第五條，解決土地兼併問題。第六條，整邊防。
隆慶給出的回答是：我無為。隆慶“無為”了六年後，去世。死前，在他床邊的高拱、張居正與高儀被任命為萬曆帝的輔佐大臣。
作為首輔的高拱一直想控制張居正，確切地說，他想要掌握內閣大權為自己的目的服務。至於他到底有什麼目的，我們現在沒有必要知道。因為隆慶帝死後的半年，他就被張居正與太監馮保聯合驅逐出了朝廷。
其實，最有資格講述張居正與馮保驅逐高拱這段歷史的人應該是高拱本人。此人也的確不負眾望，在其所著的《病榻遺言》中談到了張、馮二人驅逐自己的經過。他指出，發生於萬曆元年（1573年）的王大臣事件，實是張居正與馮保對自己的栽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