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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的興盛,五代保留中國石窟藝術的火種,宋代出現了安嶽、大足兩個中心。
如今,敦煌、龍門、雲岡早已盛名在外,敦煌更是形成一門敦煌學,受“唐盛宋衰”思想影響,學術界目光長期以來集中在北方,對於南方石窟少有涉及;敦煌、雲岡遊人如織,充足的收入與良性的迴圈使得當地文管部門有更多資金用於石窟保護與研究,而四川一帶除了大足,眾多石窟直到今天依舊隱藏在深閨之中,常年見不到一個遊客,更不要談對石窟進行系統地研究和維護了。北方的石窟,是中國上半部石窟史,是一部皇家石窟史,而四川的石窟,則是中國石窟史的續傳,是一部民間的石窟史。
本刊從中選擇了廣元、邛崍、安嶽、瀘縣四處有代表性的石窟進行細述,分四期連載。從地理位置而言,這四處串聯起了石窟藝術從北到南的脈絡,大約覆蓋了嘉陵江、沱江、涪江、岷江幾大流域;從石窟歷史而言,廣元是佛祖入川第一站;邛崍是成都平原最為重要的石窟中心;安嶽留存著中國五代石窟的火種,是中國宋代石窟的代表作;瀘縣則是中國為數不多的明代石窟,是在蒙古人鐵騎下綻放的蓮花。
本文來自《看歷史》2010年6月刊
廣元千佛崖 佛祖入川前碼頭(1)
《看歷史》特約撰稿┃蕭易
自佛教石窟藝術傳入巴蜀以來,地處四川盆地通往漢中平原金牛道上的廣元,與米倉道要衝巴中一起,成為石窟進入四川的前碼頭。諸如韋抗、蘇■、畢重華等唐朝官吏的入蜀,帶來了技藝精湛的石匠、畫師,中原地區盛行的開窟祈福之風也在蜀地慢慢延續開來。
■ 一個唐官帶來的石窟
2010年初春,當我在一個清晨來到千佛崖時,這裡鐵門緊鎖,見不到一個遊客,地面上隨處可見長方形的考古探方,露出108國道下的青石板路——古金牛道。由於108國道改道,文物部門將拆除數十年前為開發旅遊搭在崖壁上的臺階,清除鐵柵欄,對千佛崖進行系統維護。自唐代以來,千佛崖看盡了一千多年的人間浮華,聽得了一千多年的車喧馬鳴,如今,這裡即將回歸佛國的寧靜。
千佛崖全長380餘米,西高東低,最高處84米,狀若扁平的直角三角形,現存石窟873窟,造像7000餘尊。這個資料,比清人的記載足足少了整整1萬尊。千佛崖西臨嘉陵江,金牛道依崖而過,再後來,民國川陝公路,現代108國道又從崖下而過。1922年,國民政府修川陝公路,曾將千佛崖南段一部分石窟炸燬,因此,歷來也認為千佛崖被毀石窟超過了大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丁明夷指出,金牛道依崖而過,川陝公路只是在此基礎上進行拓寬,工程量不會太大,被毀石窟應該不會超過三成。清人的統計,不無誇大之嫌。
千佛崖石窟大多開鑿於唐代,與入蜀上任的唐朝官員淵源頗深。唐開元二年(714年)的一天,太子左庶子韋抗接到唐玄宗上諭,令他即日赴益州出任劍南道按察使、大都督府長史,大都督府長史是唐時的三品官,表面上是幕僚長,事實上卻掌握著兵馬大權。韋抗不敢有誤,不多日即與家人從長安奔赴漢中,沿嘉陵江驛道入蜀,進入利州(今廣元)赴任。
在利州的兩年中,韋抗凡事謹小慎微,處處與人為善,加之當時蜀地少有戰亂,他並無什麼特別的功績。唐朝王室、官吏、商賈多有開窟祈福的傳統,來利州第二年,韋抗找來一個石匠,在千佛崖開龕鑿像。這是一個三米多高的馬蹄形洞窟,佛祖端坐中央,南北兩壁雕滿了觀音,窟壁上密密麻麻地排列著歷代題記,習慣上此窟也稱為韋抗窟。716年,韋抗匆匆返回長安出任黃門侍郎,他究竟是否看到了石窟完工,尚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韋抗窟最早的題記為開元十年(722年):“劍南道按察使銀青光祿大夫行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韋抗功德”。藏佛洞題記更早:“大唐開元三年,劍南道按察使、銀青光祿大夫、行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西萬年縣韋抗,鑿石為路並鑿千佛功德。”這也是迄今千佛崖能找到的最早題記,韋抗窟也往往被認為是千佛崖最早開鑿的石窟。
■ 石窟造像進入四川的前站
事實上,早在韋抗入川兩百多年前,佛教造像已經進入廣元。1983年4月,廣元城關豫劇團建築工地發現了一些佛像,出土時整整齊齊地堆放在一個土坑中。佛像大多殘損,佛頭早已不存,其中一尊釋迦文佛背面刻有“延昌三年”題記,延昌是北魏宣武帝年號,延昌三年即514年。佛像身形瘦削,上身較長,整體風格頗有北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