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中國江湖的末日:紅與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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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神秘的僧人到底有何能耐？他所開創的一個秘密組織，在二十多年裡神不知鬼不覺地網羅了眾多的農民、傭工、小差役、小商人、算命人和乞丐，形成地跨閩、浙、粵等省一股巨大的社會潛流。

天地會本身是秘密組織，傳徒結會都有所保留，對於叛徒的懲罰也很嚴厲。被拿獲的會眾們或作偽供，或也只知一二。是以關於提喜此人生平，稱得上是查無所據。據云霄縣人方群達考證，雲霄縣高塘村鄭氏正是提喜家族。高塘村如今尚有鄭氏的私塾。1988年，當方群達前往高塘村之際，“這座坍廢已久的庭院殘基，座落於高塘村北門內（北城門已於1959年被拆毀）東北隅，坐西南向東北。雖然此前曾有一些村民在此廢基址上雜建了幾個簡陋的豬舍並挖了幾個小糞坑，以及種有數棵果樹，但是還保留著原來遺存下來的幾道石砌牆基和三合土夯築的殘牆斷壁，儘管漫布苔痕，甚至有的已湮沒……”（方群達：《天地會創始人提喜和尚身世考》）

據說，鄭開就出生在這私塾裡。

他生長的年代，正是帝制晚期的迴光返照。漢學家孔復禮如是評價：“在一個生活在二十世紀的西方人看來，不受約束的勞工市場，以及個人依賴他人程度和受奴役程度的下降，都是極富號召力的現象，並與‘自由’與‘進步’聯絡在一起”，他接著說道，“但它們對於一個生活於十八世紀的中國人的心態所發生的影響，卻可能不盡相同。”

天地會：一個江湖中國的形成（5）

如今，重修的高溪廟觀音亭依山面海，酷似天地會切口“地鎮高崗，一派江山千古秀；門朝大海，三河合水萬年流”中描繪的景象。那麼，當年的鄭開是否就經常面朝大海，等候一個勃發的時機呢？這個高塘村鄭家的次子，又為何選擇出家這樣一條道路呢？

■　遊民社會

在鄭開的青少年時期，中國的社會經濟已經從明朝的崩潰與滿清的征服中恢復過來，隨著白銀的輸入，物價緩慢而持續地上升，商業重新繁榮昌盛起來，尤其是閩粵一帶發展速度更快。商品經濟密集的商業網路連線起了村莊和市鎮。商業的發展不止意味著可以致富，反而可能意味著在充滿競爭的世界裡，生存空間更小了。尤其是人口大爆炸的壓力（康熙後期不過一億多，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猛增加到三億一千萬），大量的勞動人口流入市井，無所歸依。

到了帝制晚期，農民階層的特點是“小”、“少”、“散”。小，指耕種規模小；少，指財產少；也就是農民的普遍貧困化；散，指分散的勞動、居住條件；　使農民與外界隔絕。“小、少、散相互作用的結果；則是我國農民狀況的日益惡化。其最重要的表現就在農民的遊民化”（　孫達人：《中國農民變遷論》，中央編譯出版社）。遊民們在帝國的通衢大道、市鎮鄉村、水陸碼頭四處遊蕩。

鄭開選擇出家當和尚，正是當時無業遊民們的出路之一。他應該未曾在官府註冊在案，可能只是一位邊緣僧侶。估計他像十八世紀常見的遊方僧一樣，到處化緣乞討。有學者考證洪二和尚是在四川創辦了天地會，不是沒有這種可能，他完全有可能隨西遷的移民們到四川討生活。在那裡和那些傳統的自然經濟容納不了的遊民階層廝混，結成幫夥，患難與共，斂財分用。

於是，獨立於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組織和工商業為基礎的行會組織之外，第三種社會組織“會黨”產生了，“它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整體中已自成體系，可以說是社會中的社會”。　（陳旭麓：《秘密會黨與中國社會》）

於是，販夫走卒、散兵遊勇、星相醫卜，那些謀求不正當生活來源的盜匪和家業衰敗了地主，都投入山堂，藉此呼朋引類，互援互助。因林爽文舉事被捕的許阿協加入天地會的經歷，就很能說明這種經濟上的連線。他是廣東饒平人，常到鄰近的閩南平和縣小溪地方販賣酒麴。乾隆五十一年十月初八日，他攜帶銀兩到平和小溪賴阿邊處購買酒麴，途中銀兩被人搶走。他向賴阿邊傾訴。賴阿邊告訴他說：“你若入天地會，將來行走便可免了搶奪，此時被搶銀子，亦可代你要回。”許阿協便與他一同“焚香拜會”，賴果然把被奪銀兩討回還給許阿協。許阿協的同鄉賴阿恩，兒子在福建漳州唱戲。他去探望兒子時，途中也被會內之人將衣物搶去。他將此事告知漳州戲館的梁阿步後，梁對他說：“你只要入了會，就可以討回衣包。”賴阿恩遂與他一同結拜，梁阿步不但為他討回被搶之衣物，還傳授他今後“如遇有人攔路搶劫，只用手指三個，按住自己心坎，就不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