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女性典範:精彩楊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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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混合”。

楊瀾眼裡的北京呢？楊瀾說：“北京是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好像如果不表現出文化的深度就感覺不太對勁”。這樣兩種不同的文化滋潤出的楊瀾就有了北京的文化氣質和上海的國際化傾向，###最有魅力的城市在楊瀾身上以文化的側重點不同，表現方式也不同的雙重模式，給了楊瀾一個定位。

楊瀾出生以後，因為母親要到幹校學習勞動，爸爸也在阿爾巴尼亞做外援專家，所以，楊瀾就被外婆接到了上海。

當時楊瀾媽媽跟楊瀾的外婆說：“媽，我要到幹校學習，以後就不能經常的回來看您了。”

“你要去幹校？那小瀾瀾怎麼辦呢？”外婆不放心的追問了一句。

楊瀾媽媽嘆了一口氣，“還能怎麼辦？她爸爸又不在，我帶著唄。”一句話讓外婆心疼了，一連聲地說：“那不行，你一個人帶著孩子怎麼行呢，你把瀾瀾給我，讓我帶回上海去，等你回來了，再接走。”

楊瀾媽媽著急地接過話來：“那怎麼行，媽，您年紀也大了，把我們拉扯大就不容易了，再讓您帶瀾瀾，我……”

“好了好了，就這麼定了，我來帶，你一個人帶我還不放心呢！”外婆接過小楊瀾輕輕地抱著，用手拍著，嘴裡還哼著小曲。就這樣，楊瀾跟外婆到了上海。

外婆做了一輩子家庭主婦，生育撫養了五個孩子。外婆的經驗在鄰里中被廣為稱道。楊瀾媽媽雖然捨不得楊瀾，但也沒有辦法，幹校畢竟不適合帶孩子，另外外婆來撫養外孫女也是當時經常可以見到的事情。於是還在襁褓中的楊瀾，就這樣含著奶瓶，躺在東搖西晃的火車裡，搖啊搖，搖到了外婆橋。

可能是因為到上海的時候還不懂事吧，所以小楊瀾從記事的時候起，就是外婆的嘮叨和疼愛，還有外婆家裡楊瀾的舅舅們都對楊瀾疼愛有加，讓楊瀾覺得特別的幸福。

外婆住在上海城隍廟附近的侯家路，那是一條窄窄的小巷，住在裡面的人，每天都早早地起來，說著一種楊瀾很難聽懂的方言。楊瀾就這樣慢慢地長大了。

侯家路很多年以前已經拆遷了；那時候是條很窄的弄堂；只有百米長；五六米寬。街兩邊是一色舊式木結構的兩層樓房。

因為街道很窄，所以人們晾曬衣被時就把長竹竿架到對街伸出的窗臺上；這在當年的上海也是一道獨特的風景。每年梅雨季節過去以後，這樣的長竹竿就有了另外的用處，家家戶戶都開櫃翻箱，整條街的半空中，全都是招搖的被單，飄揚的衣裙，好像聯合國開會時掛起的萬國旗。在這樣一種驅除潮溼的風景裡；上海長大的孩子都會有深刻的印象。

那時候的夏天還沒有空調，空調是奢侈品；所以每個夜晚沒有空調的木板房裡都熱不可擋。所有的人們都被炎熱趕到了大街上，於是；一排排竹椅被搬到了街上，從一扇扇門裡走出了短衣短褲打扮的人們。晚上的乘涼活動開始上演；一條侯家路被填了個滿滿當當。

後院的老伯搖著蒲扇，拿著茶缸；給聚在身邊的孩子講鬼故事；稍微大了一點的楊瀾也是中間的一個；於是；每個晚上楊瀾聽完鬼故事後都覺得背後有動靜。居委會的老太太們挨家挨戶地送著驅蚊藥，楊瀾總是很懂事地在拿到藥以後說：“謝謝！”。還有那些男人們在狹窄的弄堂裡湊上幾桌棋牌，誰輸了就在耳垂上夾上個晾衣服的木夾子，有一個胖公公讓楊瀾覺得最可憐，數他輸得最多，每天晚上都要輸的把兩隻耳朵夾滿木夾子，臉也漲得和耳朵一樣紫紅紫紅的。可是每天傍晚楊瀾仍見他赤膊坐在那裡，心無旁騖地琢磨著手中的紙牌，這讓楊瀾覺得這個公公真是執著倔強。

因為特殊的年代，很多家庭都是聚少離多，楊瀾的家庭也一樣。出生後楊瀾就沒有見過爸爸，媽媽又去了幹校，楊瀾則到了上海，就這樣，一家三口，三個城市，有一個還在國外。直到楊瀾4歲時，楊瀾的爸爸才有機會回國，見到了讓他日思夜想的女兒。

這4年，楊瀾就跟外婆生活在上海，住在“侯家路112　號”。為了防止小楊瀾意外走失，大人就在小楊瀾的衣服上用別針別上一個小手絹，上面寫了楊瀾的名字和“侯家路112　號”的字樣。這就是楊瀾最早的名片了吧，在大家都不知道名片是什麼東西的那個時候，楊瀾就已經開始有了自己的名片。

在大部分中國人的印象裡，關於上海的記憶，還都是電影裡20世紀30年代的上海印象。好像在國人的心裡註定上海是個混亂的代名詞，各種文化在這裡交融，繁衍出了上海的特色。弄堂裡的各色人等，因為左鄰右舍的雞毛蒜皮家長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