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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我們家搬遷到湘潭市三義井，全家的生活雖然比在湘潭縣趙家嶺時有點改善，但仍然非常艱辛。那時在家的有七口人，二姐在中學讀住讀，我讀小學，弟弟剛上學。家裡的收入全靠大哥、三哥寄回家的三十多元錢維持生活，平均每人每月約五元錢。當時的米價是一角多錢一斤，在家六口人吃飯買米需要十六、七元，買煤、買油、鹽和照明用的煤油需要七、八元，剩下的錢，用來買菜和雜用，平均每天不得超過兩角錢。為了節省，只好去買六、七分錢一斤的幹蠶豆和乾紅薯絲摻在飯裡吃，這樣吃還可以少吃點菜。父親長期有病在身，既無錢上醫院看病，也沒有可能去改善伙食，增加營養。平時，我和弟弟在上學，又是長身體的時候，才可以吃三餐。父親、外婆、小姑姑他們卻只吃兩頓。中午，我和弟弟兩人共吃三分錢的原醬（做菜用的）下飯，稍好一點，可以花五分錢買一塊榨菜兩人分著吃，或者買一小包鹽花生米下飯，每人可分得三十餘顆。晚上，全家人經常吃的是清水白菜。那時，母親白天在“軍烈屬被服廠”幹活，天黑了，從“十八總”走很遠的路回家，吃的依然是留在鍋裡蒸得發黃的一碗白菜。有時為了給父親改善一下生活，就在剛出鍋的白飯中加一塊指姆大的豬油，倒上一點瓶裝龍牌醬油，聞起來很香。父親看到我和弟弟發饞的樣子，很不忍心一個人吃下去。
生活的艱苦，對我們來說，已經習以為常了。但有時，仍然使人感到傷心。
那時，我正在離我家不遠的“湘潭市師範附屬小學”讀書（即臺灣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曾經就讀過的“昭潭小學”，現在的校名是“湘潭市曙光小學”）。一天下午，我放學回家，老遠就看見父親站在家門口，這已經是他長久的習慣，每天這個時侯，總是站在那裡，等待著我和弟弟放學回來。來到了父親跟前，我見他那剛剛剃過的頭頂上，很明顯地留下兩道血痕，我問父親：“怎麼搞的，剃頭還剃出血來了？很痛吧。” 父親似乎不願讓我再看到傷痕，把頭抬了起來，爽朗地一笑：“五分錢剃個頭，你還能要求有好高啊！” 看著父親毫不在意的樣子，我心裡有一種說不出的酸楚，父親大半輩子過的並不舒適，現在我們差不多都長大了，生活仍是這樣的艱難，沒想到，連剃個頭也要吃苦。平時，我和弟弟理髮，都是到附近小店子去理，一角錢一個頭。父親則總是找走街串巷的老頭來剃，有時還要挨刀子，為的就是要省這區區的五分錢。其實，我很清楚，並非連五分錢都沒有，父親衣服上面的口袋裡，總還是有幾角錢的，可是他為了這個家，卻怎麼也捨不得花呀！
父親生前沒有什麼嗜好，很早以前抽點水煙，後來因病，也就不抽了。他不喝酒，也未見他打過牌。平時父親唯一的愛好就是看書，有時也找點報紙來看。他還會吹洞簫，月白風清的夜晚，他常常獨自坐在房間裡，吹著“滿江紅”的曲調，低沉、悲憤的情感從簫聲中傳出來，傾訴著他那憂鬱、愁悶的心境。他看的書，大都是古典文言文版書藉，尤其愛看《聊齋》，很可能是作為逃避現實的一種精神寄託。在我印象中，父親沒有什麼專長，但他善於講故事，講起故事來，語調不高，聲音平緩，娓娓道來，幽默風趣，我小時候特別喜歡聽他講《西遊記》中唐僧經歷的九九八＋一難，也喜歡《聊齋》中的《偷桃》、《種梨》、《勞山道士》之類的故事。至今回想起來，父親給我講的所有故事，都是有選擇性的，那些恐怖嚇人的鬼故事從來沒有給我們講過，這也是他教育孩子所費的一番苦心。
八
我五歲時，父親就開始教我認字，教我怎樣寫毛筆字，他握著我的手，一筆一畫地教我練習寫描紅本上的字。那時，父親的氣喘病已經顯現出來，他站在我身旁，沉重的喘息聲，我都感覺得到。後來，母親告訴我，父親從小體弱，得病也不是這一陣子了。中年時，就氣血不足，晚上睡覺，即使是夏天，也要穿長褲睡，冬天還要加厚厚的長統襪子。父親去世前的兩年冬天，母親為了使父親睡覺暖和一些，總是整夜地睡在父親的另一頭，將父親的雙足緊緊抱在胸前，用自已們體溫去暖和父親的雙腳，其情景實在感人。我那時已經十二歲，母親為了父親，也顧不得難為情了。
一九五六年的早春，料峭春寒，湘潭的天氣顯得格外的陰冷。父親穿著一套灰色的棉衣服，頭上是一頂可放下耳罩的棉帽子，這是我記憶中穿得最好、最合體的一身衣服。這套衣服是母親用大哥寄回的錢，買來棉花和布料親手縫製的，一直到父親去世，他都穿在身上。
父親過世的情景，就像不久前發生的事一樣，永遠地存留在我的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