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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需要的就是被當作人對待。”這套澡堂語言就是施特勞斯用來和那些難對付的有錢人——偶爾還有初出道的青年——打交道的特有方式，他讓他們感到，他們不只是他隊伍裡的一分子，而且始終是一個重要的臭小子。 華盛頓州的沃倫·G·馬格努森是參議院歷史上舉止最粗魯的人之一。他的競選口號“他和那些大小子們對著幹”，就充分地說明了他這個人。不過，也正是這個叼著菸斗的、粗暴的馬格努森，在與一批臭小子玩了一整夜的牌以後，告訴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如何用一張支票來支付總統所輸的錢：裝模作樣掏出支票簽上名字，相信沒有那位贏家會去兌現。確實，為了保持這種親密的關係，馬格努森從來不去兌現。  
第三章 索取要比給予更好（7）
當然，老小子們拉關係的這套伎倆，迄今還不能被女性和少數民族群體所接受。偏見的壁壘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中可能還像在商業領域一樣森嚴。種族主義和性別主義使得這些群體的人與別人發展關係特別困難，儘管如此，這一法則還是同樣適用——開口向別人求助，永遠要比坐等別人施捨高明。 在卡特總統1980年競選連任的那場令人痛心的選戰中，每天早晨八點他的助手們都會在競選總部舉行一次例會——競選總部設在華盛頓K大街上一座破舊不堪的樓房裡。在一張廉價的摺疊桌邊和幾把同樣廉價的摺疊椅上，圍坐著競選活動的總指揮漢密爾頓·喬丹，來自工會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幾位工作人員，還有副總統辦公室的一名代表，以及總統的撰稿人。 在這些天天到場的人中間，有一位剛當選的女議員顯得特別引人注目。這樣的人，尤其是來自日趨衰落的鄉鎮選區的人，應該是很忙的：在國會謀個好位置，瞭解華盛頓的內幕，還要防止後院起火，提防選區裡出現挑戰者，等等。所以，她每天上午都來參與這種繁重的、沒有報酬的額外任務，就顯得十分不同尋常了。 1981年，當我轉到眾議院議長辦公室工作時，我才開始注意到，這個兩年前才當選的女眾議員，同樣出現在所有涉及到民主黨全國性事務的場合：每次有新的職位空缺，比如眾議院的民主黨高層會議需要補充秘書，或者議長需要有人代替他出席民主黨全國會議，都是這位女士默默地去爭取，並乾淨利落地完成任務。她就是——傑拉爾丁·A·費拉羅。 1984年，她參加了副總統候選人的角逐戰，不管最終由於什麼問題她沒有如願以償，但她確實憑藉自己不懈的努力贏得了那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機會來為自己謀求一個位子。她之所以能一次次進入核心政治的圈子，不外乎一條簡單的秘訣：她要求；她接受；她成了硬球高手。 費拉羅女士在民主黨內極其有名，因為無論討論黨的什麼重大問題，或者領導人的人選，都會有她在場。當有的議員指責她太突出自己的時候，蒂普·奧尼爾議長總是用他的方式一邊打著響指，一邊說：“不錯，她是總在突出自己，——不過我們這一行就需要這個。” 1984年，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民主黨眾議員威廉·H·格雷三世，打出了漂亮的一擊政治硬球，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在眾議院擔任主要領導職務的黑人。在他之前，很多年來黑人議員只是在“他們自己”的領域擔任要職，比如民權、非洲事務、教育以及福利，等等。至於國家的經濟政策及外交政策這些主要領域的領導職務，他們從來沒有人競爭過。這一格局最終被格雷打破了，他憑藉出色的競選策略而成了權勢顯赫的預算委員會的主席。他找到向來以立場最保守而著稱的南部議員，令人信服地向他們表明了自己獲勝的決心，以及請他們給與積極而公開支援的願望。 在一個充斥著如此頑固的偏見的世界，許多機遇之門依然是對外關閉的，然而，傑拉爾丁·費拉羅和威廉·格雷卻有勇氣敲門，向世人證明並非每一扇門都是閂著的。他們讓另外一些人成為手下敗將。他們向我們證明了：在權力的爭奪戰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要敢於向別人提出要求。 我永遠不會忘記一天晚上坐在國會山眾議長辦公室密室裡時的情景，當時參議員鮑勃·多爾，一位在二戰中失去右臂功能的人，他拿著杯子，對著咖啡壺，回過頭問我是否能幫他轉一下壺柄。作為政治上的對手，多爾顯然是一個愛耍手腕、操縱他人的傢伙。然而，每次我一想起他毫無異心地開口向我求助，就會情不自禁地對他產生一絲好感。 我還記得一次類似的經歷，不過角色恰好倒了個個兒。我年輕的時候曾作為維和部隊志願人員去過史瓦濟蘭的鄉村，來往於一個個零售店之間，向人們提供一些記帳和經營方面的建議。其中有一位小店的店主，每次都不忘給我一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