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球

第5部分 (第3/4頁)

那裡，以便接下來採訪東柏林人。　“什麼是自由？”　我問一位守衛在布蘭登堡門下的青年。“就是和你說話，”他毫不猶豫地回答道，“兩週以前是不能這樣的。” 一位38歲的物理學家給我談到了東德的貨幣問題，那是令東德人怒火中燒的一個更尋常、普通的原因。“你提前一週就預定了航班，”他對我說，“但是這時突然冒出一個西德遊客，他本來並沒有費心做什麼乘機安排，只是在最後關頭才帶著他的德國馬克到了機場，但是你的位置卻被他搶走了。”他告訴我，即使一位東德人好不容易到了一個會接受他手中貨幣的國家，在那裡也只會受到更為變本加厲的羞辱。“比如在布達佩斯，你去旅館，別人會告訴你客滿了；如果這時又來了一對西德夫妻，可以用德國馬克付費，你就能聽到服務員馬上改口說還有空房間。” 在他們自己國家的大街上，東德人同樣也要忍受這種歧視與羞辱。例如，他們一連要走好幾家國有旅館，因為那些旅館不接受“本地”貨幣，要訂房間，或者是哪怕要一杯飲料，也要求用美元或者德國馬克付帳。 正是生活中這種日復一日的折磨和人格傷害，最終摧毀了東歐的社會政治體系。在柏林牆邊上，我吃驚地目睹著東德人排著一眼望不到頭的長隊，就像黑白片裡的主人公一下子進入了彩色片一樣來到圍牆這邊，等待著負責接待他們的人從一排排後蓋敞開的大卡車上，取下食物和其他物品免費發放給他們。“40年的斯大林主義就換來了這些，”給我開車的西德司機說道，“排隊等著發餅乾。”　昔日森嚴的鐵幕之所以最終被撕開，不是因為馬列主義的社會理想受到了聲勢浩大、突如其來的革命衝擊，而是因為當地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對東德的官僚體制的輕蔑，那是一種美化抽象的民眾、卻對一個個有些有肉的人無動於衷、肆意羞辱的體制。 與此截然不同，民治政體的一大優點就是，政治家只有出色照看好人們的油鹽醬醋等日常需要，才能得到他們渴望的回報。 蒂普·奧尼爾就是其中一個例子。即使他的對手也會承認，蒂普·奧尼爾對於他的家鄉馬薩諸塞州的愛爾蘭同胞那些看得見、摸得著的需求，他很少會充耳不聞、漠不關心，所以，那些人熱情地支援他呆在那個位置上。他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歷次選舉中屢戰屢勝，最後登上了整個國家競爭最激烈的位置之一，憑藉的是某種紮紮實實、不可缺少的東西。那是所有偉大的政治人物都非常珍惜和讚賞的一種寶貴智慧：如果要了解並影響你的同伴，你就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宏大而抽象的問題上，而應該密切注意和他們個人關係最大的那些事情。 奧尼爾用自己特別喜歡的一句話概括這一原則：一切政治都是鄉土的。如果要理解一個政治家的所作所為，就應該觀察他在家鄉受到了哪些影響，投票支援他的人來自何方。政治家相互之間較量的時候，也會採取這樣一種釜底抽薪的高明方法：如果你想使某個人元氣大傷，那就在對他來說最重要的地方——他的後院——打擊他。 查爾斯·考爾森是尼克松總統最親密的一位政治盟友，他也是這條法則的一位深信不疑的信徒。這個人在政治上以對尼克松狂熱的忠誠而著稱，他曾說過：“只要能幫助尼克松，如果必要的話，我可以從我奶奶身上踩過去。”這個人同時也對如何打動他人、讓別人行動起來有著敏銳的洞察力。“如果你抓住了他們的睪丸，”他曾說，“他們的心靈和大腦就會跟過來。” 考爾森所使用的措詞和情緒渲染也許不登大雅之堂，但其中的邏輯卻是無懈可擊、顛撲不破的。人們在觀察公共問題時總是戴著自身利益的有色眼鏡。他們也許會動情地關注衣索比亞的饑荒，但他們的選票更喜歡投給自己的腸胃。就像哈里·杜魯門總統所說：“鄰居丟了工作的時候是經濟不景氣，我們自己丟了工作的時候就是大蕭條了。”有經驗的政治家牽掛的是老家的街坊鄰居。他的目光盯著他的選民所生活的世界。知識分子喜歡用批發的方式思考問題，研究公共生活的遠大圖景；而像林登·約翰遜那樣老練的政治家卻喜歡零售，一次招待一個顧客。&nbsp&nbsp

第二章 一切政治都是鄉土的（2）

當新澤西州的威廉·休斯1974年第一次當選為國會眾議員時，為了保持與家鄉人民的接觸，他發起組織了“城鎮會議”。第一次會議在他的家鄉薩勒姆縣召開，在會上，這位初出茅廬的眾議員一開口就講國會議員的職責：“我是你們在聯邦一級的代表，”他說，“我不關心你們的路面是不是平整。我不負責收拾你們的垃圾。” 提問的時間到了，坐在第一排的一位婦女不停地舉著手。“喂，有件事我想告訴你，”她說道，“他們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