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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很簡單：發起一場“局外人”的運動，招募一些“局外人”為他的競選出力。吉米·卡特1974年寫給我的那封信，我一直儲存到今天，而且我並不是惟一一位保留著他的信的人。所有在那一年的初選中失敗的民主黨人都收到了一封個人信函，發信人就是那位當時並不引人注目的佐治亞州州長吉米·卡特。 真是高明的政治策略。卡特意識到，他最好從那些已經在政治上失勢的人群中尋找支持者。傑裡·拉夫肖恩是卡特的媒體顧問，他還記得，當時他勸卡特支援一位很有人緣的國會候選人，他認為這個人很有希望贏得勝利。然而，卡特看得更遠，他說：“他贏不了，這裡是共和黨的地盤。但他輸了對我們更好，那樣他就會為我們工作，而且會把他的組織一起帶過來。” 喬迪·鮑威爾從一開始就跟隨著卡特，他還記得自己的老闆所做的直截了當的解釋：“失敗的一方總要再找些事情乾乾，而如果你當選了，你就是一個國會議員了，馬上要動身去華盛頓了。”鮑威爾親眼目睹了卡特用這種策略鋪平了通往賓夕法尼亞大街的道路，“重要的不只是候選人，還有那些為他們工作的人。我們建立的是一隻游擊隊，他們都有政治經驗，而且多數都參加過國會競選活動。” 卡特在1974年的選舉中始終遵循了這一策略。在選舉之夜，當黨的全國主席羅伯特·施特勞斯召集民主黨的獲勝者們慶祝勝利時，這位佐治亞州州長卻在給每一個失敗者打電話。他們中很多人只是暫時受挫，無處可去，其中包括佛羅里達州的理查德·帕蒂格魯、俄亥俄州的約翰·吉利根、紐約的米奇·考斯坦查，等等，他們都參加了那支“花生”（花生的英文peanut，也有矮個子、小人物之含義）部隊，和許多名氣不如他們的人一起為卡特在預選中一路過關斬將做出了關鍵性的貢獻。這些在國會爭奪戰中已經失手、本來有可能被人遺忘的候選人，現在成了卡特在各地的協調人，他的政治啦啦隊的小隊長。 羅伯特·基夫當時是華盛頓州國會參議員亨利·M·傑克遜的資深政治顧問，他很快就發現了卡特的戰術是建立一個由政治“局外人”組成的全國性網路，看出了這一網路有攻破現行政黨體制的遠大潛力，他形象地將之稱為：“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一個特洛伊花生。”這顆花生就像它的前輩，也就是那匹古代的木馬，製造它是因為它的設計人沒有辦法直接拿下城堡，於是就只有用計謀鋪平攻破城門的道路。 那些在1974年中期選舉中春風得意跑在最前面的人，他們是用不著一位來自南方農村的跛腳鴨州長來為他們的選舉造勢的。他們有更輝煌的同盟者，有名聲顯赫的大人物，例如愛德華·M·肯尼迪、休伯特·H·漢弗萊，等等，來幫助他們建立民眾聯絡以及設計出能拉到贊助的競選綱領——當然，作為交換，他們會在1976年總統競選中支援那些大人物。“只有那些已經敗下陣來的人，”喬迪·鮑威爾說，“才需要卡特。”同樣，卡特也需要他們。 相當一段時間以來，競選活動的耗資越來越巨大，需要面對的電視觀眾人數越來越多，競選人員乘坐的飛機也越來越豪華，然而，卡特卻奏響了一曲與眾不同的新旋律：他讓成千上萬的選民感到，他們在為他的成功而進行投入。隨著他在各州之間巡迴穿梭，在一個又一個支持者家裡歇腳，他在自己和支持者之間編織了一根牢固的忠誠紐帶。他每去一個城市，都不是作為觀光者，而是到人家裡做客。正如已故的肯尼迪總統的助手泰德·索倫森所說：“你怎麼可能投票反對一個在你家沙發上睡覺的人呢？”  
第三章 索取要比給予更好（3）
許多人以為，要贏得他人的忠誠，最好的辦法是給他人恩惠，但事實正好相反，最好的辦法是讓別人給你恩惠。在這一點上，我們又要歸功於16世紀義大利的馬基雅弗利，正是他發現了人性中某些基本的方面。他注意到，當一座城市被圍困了許多個月的時候，當人們在城牆之內經歷著巨大的艱辛與困苦的時候，當他們為了保衛國王而經歷著恐懼與飢餓的煎熬的時候，對國王的忠誠不是減少、反而進一步加深了。從此以後，他們甚至會感到自己與國王的紐帶更加緊密了，“因為為了保衛他他們已經犧牲了自己的房屋和地產，他們現在就仰望著他認為對他負有某種義務。人的天性就是，無論是要求他人承擔義務，還是自己履行義務，他都感到同樣的快樂。”用馬基雅弗利的另一句睿智的格言說就是：“施恩正和受恩一樣都使人們產生義務感，這是人之天性。” 前眾議院多數黨領袖托馬斯·S·弗萊也有過這樣的親身經歷。一次他乘坐的小飛機在華盛頓州東部一個鄉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