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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姐姐帶著我到糧店裡買東西，我偷著抓了人家一把紅小豆，想冒充相思豆去“還債”，可怎麼看怎麼覺得這紅小豆的顏色兒不正，就拿紅水彩給染了，晾乾了之後用髒兮兮的小手捧到我爸的面前。
我爸瞥了我一眼之後冷笑著對我媽說：“看看你兒子乾的好事兒！”怎麼我就跟不是他兒子似的？
這時候母親正小心翼翼地給父親炸花生米，一句話也不說。看著她老實巴交的樣子，我就更討厭那個揣著把破紅豆，從南國跑回來的“病秧子”了……
光陰荏苒，日月如梭。
父親晚年病重的時候，整日臥床不起，周身疼痛難耐，每天就盼著我這個當兒子的回到家裡給他按摩按摩，才能勉強感覺舒服一會兒。按摩時為了給他解悶，我就沒話找話的扯閒篇兒，不知怎麼著就扯到了這把紅豆上。
伴著我上下揉搓的熟練指法，父親似睡非睡地又回憶起了他的這段浪漫故事。說到經典之處，他居然坐了起來，那原本充滿倦怠的兩眼竟閃現出一絲的光芒，彷彿又回到了青春激盪的年代。
然而這絲“光芒”稍縱即逝，實在是太短暫了，我拼命想幫他拉住這段記憶，可我無能為力。
看著他漸漸黯淡下去的目光，我清楚地意識到父親這團生命的燭光就快要燃盡了，心中止不住一陣陣的刺痛和酸楚，眼淚奪眶而出，好在和臉上的汗水攪到了一塊，才沒被人看出來。
那一刻我徹底原諒了我爹，原諒他當年有過的這麼一段“紅豆生南國”的故事。
買槍
由於染過惡性瘧疾之後，紀元表現出對南方嚴重的水土不服，每每小病不斷。再加上文英在北邊“扯後腿”，於是在1950年年初，紀元就離開了他熱愛的部隊，復員回到了北京。
北歸的行囊非常簡單，他把“桂林市軍管會”的臂章取下來，和當年“華大”的校徽放在一起作為永生的紀念。然後就是那把“救命”雨傘和部隊送給他的一把德國小提琴，再別無他物了。
然而，就在紀元離開部隊之前，卻做了一件“驚天動地”、也是讓他抱憾終生的事情。
他秘密地將當年夢璋為他藏在皮坎肩裡的那條金子化掉，除了打出了一對結婚戒指之外，用餘下的黃金不知從哪裡換了一把手槍——同樣是一把“勃朗寧”牌的精緻手槍！
是他還在惦記著“復仇”二字嗎？也許是吧，但炫耀的成分恐怕更多一些。
或許他想著：自己要雄赳赳氣昂昂地回到海淀的“合業草繩工廠”，找到那個該被槍斃的小資本家算算賬，到時候我會把手槍掏出來，在你小子的面前盡情的比劃，看著他跪在地上求饒，看著他被嚇得屁滾尿流……
據說紀元回京後還真去過那家草繩工廠，然而卻物是人非，他的那個仇人已經永遠的不知了去向。紀元撫摩著那些他曾為之流過汗的機器，感慨萬端。
於是他脫掉外衣，又“操練”了一回，自己打出來一骨節草繩，並和幾位過去認識的工友照了張相，與日後和妻子兒女們在一起照的“全家福”做對比，照例題詩二句：“昔日工廠當牛馬，今朝當家做主人”。值得慶幸的是，這張珍貴的照片我至今還保留著。
記得“文革”時期，紀元在“捱整”的時候，他曾捧著這段草繩和照片向造反派哭辯：“你們不能這樣對待我！我是受過資本家剝削的，有草繩為證！”
棄槍
然而當時的紀元，思想實在是太簡單幼稚，感情實在是太沖動了。他絲毫沒有意識到，自己犯了作為一個革命軍人的大忌“私藏槍支”。
當他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便已為時晚矣。“肅反”時期傳聞賣他槍的那個人“東窗事發”，不用多想，這事兒很快就會順藤摸瓜地查到紀元頭上。新婚燕爾的小兩口，沒有享受多少蜜月的幸福，讓這把手槍給鬧的是惶惶不可終日。
怎麼辦？上繳吧？不成！這等於是自投羅網。不上繳吧？身邊總藏著顆“定時炸彈”，也不成！
思前想後，權衡再三，紀元一跺腳，做出了這個他一生之中最為錯誤的決定：將這隻精巧的手槍連同自己近來的心病一齊銷燬，把它扔進河裡或者湖裡，讓它永遠沉匿水底，就當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
那是一個星期天的上午，和煦的春風吹皺了北海公園太液池的一湖靜水，遠近是一隻只的遊船，少先隊員們正在過隊日，唱著優美的歌曲從他們的身邊劃過。紀元不自然地衝著他們微笑，在他看來，那些稚嫩的面龐和天真的目光，似乎都能識破自己，不由得產生了少許的“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