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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會轉變過來?我自己也覺得奇怪。雖然表面上別的同志沒有看出來,但我的確是想通了,我詳細地分析了我的處境,我唯一地就是想到了黨,我明白目前是對我的最大考驗,不僅在勞動中要向自然界鬥爭,向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鬥爭,我還要向病魔作鬥爭。我真正從思想上搞通了,於是我對吐血就一點也不怕了,我在入黨申請書上曾寫過:“為黨的事業我要流盡最後一滴血!”現在我在農村勞動中因勞累而吐了一點點血,這又算得了什麼呢?如果真是個共產主義戰士,就應該想得開,就應該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現在雖不是一名正式的布林什維克,但我要求做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戰士,我在組織上雖然還不是黨員,但在思想上要有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現在就是考驗,要克服困難!我願做一個無名英雄。我想,現在農業正在大躍進,我們在這裡挖壟溝(水利化),雖然每天一個人鏟不了多少土方,但是多一剷土就是向共產主義又近了一步,我不是天天地一點一滴地和全體同志在為黨的事業而奮鬥的嗎?我不能因病而氣餒,我要堅持下來,即便每天吐10CC的血,那也得一年以後才能吐盡最後一滴。那時候我的家裡人可能會很痛苦和不幸,但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為了舊宮公社農民的子子代代的幸福,在建設農村水利化時我犧牲了,我想這是心安理得的。因為我明白了這些道理,所以我的心情就開朗了,醫生叫我全天休息,我偏工作半天,醫生叫我做一點輕微工作,我偏要參加抗旱工作。血現在到底吐了多少,我已不放在心上了。總之我現在不看它,也不怕它了,我覺得累時就稍微休息一下,我想這樣奮鬥就一定能戰勝自己。一個月以來,我覺得情況很好,精神也很飽滿,這一關又過來了,我想這是黨給我的力量,我應該時刻警惕,繼續改造,繼續和病魔作鬥爭,因為只有這樣,才不愧為黨的好兒女!
“8。25”事件
我從童年到青年時期的成長過程,實際上是在父親的病程中度過的,是在他一次次吐血的恐慌之中度過的。
人說“久病床前無孝子”,我認為此老話兒實在是失之偏頗,我不僅自始至終是一個地道的孝子,而且“久病成醫”,我知道他什麼是“咯血”,什麼是“吐血”,什麼時候只需自我調養,什麼時候必須去醫院,甚至我還學會了一些簡單的救護方法。
如怎樣服用雲南白藥,怎樣用涼毛巾給他敷胸口,或衝一杯濃鹽水等等,至於緊急時該去哪家醫院,該找哪位大夫,我更是爛熟在心,這也是後來我父親不曾離開我半步的原因之一。
自打我懂事起,我就知道父親有“吐血”的毛病,他這一吐就哩哩啦啦地吐了三十多年,吐了就“補”,情況好的時候燉只老母雞,差的時候只有一個雞蛋。
一位長年給父親看病的大夫,後來成了我們家的好朋友,他曾跟我說:“你爸爸真是挺神的,這麼多年來,他吐的血是他自身血液的好幾倍!”
這個經過了三十二年方才印證了的事實,我一點也沒有誇大的成分,可以說在父親的身上,我看到了生命的頑強。
由於在這種特殊的生活環境裡,我對血是極其敏感的,幾十年來父親的“小病兒小災兒”從未間斷過,因此不勝列舉,而危及生命的大出血亦不是什麼稀罕事。
但凡父親出現吐血的時候,總是和他或我們家發生的“重大事件”相關連,現在想起來仍舊曆歷在目,令人心急如焚,毛骨悚然!
在我人生的記憶中,永遠有著這麼幾頁沉重不堪的片段:
大約是1967年,如火如荼的“文革”之初,在當時的北京市文化局曾發生過一次所謂“”事件,父親被慘烈地推到了“主角”的位置。
那天他和幾位“靠邊站”的人一起佈置文化局小禮堂的某次會場,突然一群由各戲校組成的紅衛兵小將衝了進來,指著臺上的鋼琴問紀元:“這是什麼?”
“這是一架鋼琴。” 父親回答道。
小將們說:“你放屁!這是棺材,你們是在詛咒偉大領袖。”
說著話就“命令”父親他們都得靠右邊站好,交代自己“形左實右”的罪行。一位曾屢挨批斗的老者可能是嚇壞了,央求紅衛兵說:“我要去廁所。”
“不成!有屎拉褲子裡,有尿撒褲子裡,誰也不許出去!” 紅衛兵手持“紅寶書”封鎖了所有的出口。
當時的父親別看身體弱,可脾氣不弱,跟小將們辯論說:“請你們上去仔細看看,是鋼琴還是棺材?如果是棺材我立刻就撞死在你們的面前!”
人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