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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混合面就是用豆餅、高粱、黑豆、紅薯乾等混合而成，豆餅本來是喂大牲口的，人吃起來難以下嚥。就這還不好買呢，每天繼圓半夜就得起來到糧店排隊，警察用粉筆在每個人的後背上寫“號”，這號要是被蹭掉了，今兒這隊就算是白排，一家子就得餓著。
和當時北平許多老百姓一樣，因為吃混合面把繼圓給吃出了嚴重的痔瘡病，整日拉血，拉得他小臉灰白。這些故事打我上幼兒園起就聽過，所以我一直對《地道戰》、《地雷戰》之類的電影特別喜歡。
記得是“文革”後期，在當時的“蘇聯展覽館”裡不知是辦了場什麼“國際”性的展覽，我爸說在諸多的國旗當中，他一眼就看見了有日本的太陽旗，怎麼看就怎麼覺著彆扭！
多少年之後，在整理我爸的遺物時我找到了一個日記本，裡邊有一篇記述，講到了當年他因為吃混合面兒而得病的情況，還生動地做了一番新舊社會的對比，讀來的確是發人深思：
永遠記住這一天！
記得十五年前的今天，由於吃混合面使我得了嚴重的肛腸疾病，當時家裡人非常著急，因為沒錢去醫院治病就找了個遊醫。手術是在家裡進行的，我當時痛得滿床打滾，記得開刀時是在晚上，我那年老的父親用顫巍巍的手給醫生舉著電燈，我的弟弟當醫生的助手，給拿著膿血盤子。這樣動完了手術，由於又受了涼就抽起了瘋，急得全家無法。母親剛剛拿著父親的衣服（皮猴）賣了錢給的手術費，馬上又找醫生。醫生說要治好你兒子的病，得把房子賣了才行，母親曾為此哭了好幾天。過了幾個星期，病沒好我就勉強又出去找活做了。
十五年後的今天，在黨領導下我翻了身，我做了國家幹部。日本時期給我留下的病又犯了，我今天在第二醫院割治了，現在我享受的是公費醫療，手術費就十五元，組織上，同志們都關心我，目前我的病完全好了。雖然我儘量怕同志們知道我病來看我，但他們還是不斷地看我來，工資又是局裡（派人）給送上（到）家中的。現在治病是在醫院，醫療費不用自己花，家裡生活也很好，在養病中又能吃些有營養的，領導上非常關心。這些不能不使我回憶過去，不能不使我感到黨的偉大。從我自己親身經歷的事，說明我們的社會是人類最有前途、最美好的社會，不是黨領導的國家我能這樣嗎？同是病，十五年對比，很清楚兩個社會本質不同，過去就是“死”，現在就是“活”。我今天的回想（讓我）從內心裡感受（激）。黨啊！我不是沒有良心的！我永遠跟著你走！（讓）我能夠為黨的光榮事業獻身自己。今天寫下這個實際經歷，作為今後鞭策自己（的動力），我決不能忘本。
1958年1月21日 於病中
繼圓寫這則日記的時候，我尚未出世。如今將近半個世紀過去了，這些文字即便有著濃厚的時代色彩，可能讓今天的年輕人不堪卒讀，但我仍舊覺著它感人至深，我相信每一個字都是我爸發自肺腑寫就的，絕不是現代人流行的“脫口秀”。
在“哈爾飛”門前抖機靈兒
日本人投降以後，白家的家境一時仍舊沒什麼起色，繼圓就琢磨著自己得出去做點兒事情，以便補貼家用。
他首先看準了西單牌樓附近的“哈爾飛”戲院，這裡曾經是舊北京西城最繁華和熱鬧的地界兒，於是他就在“哈爾飛”的門前，變著法兒施展出自己的才華。
“哈爾飛”戲院就是後來北京的西單劇場，這裡原本是清末盛京（瀋陽）將軍增祺的府邸，增祺因收編張作霖，算得上是對他有過知遇之恩。清朝滅亡以後，張作霖感念舊情，以十萬銀元相送，增祺便回報了這座府邸，張家將這裡改成了“奉天會館”。張作霖死後，奉系勢力退回東北，這奉天會館則日漸式微。1930年，時任“劇場同業公會”會長的郝錦川承租並改建這裡，取名“哈爾飛”戲院。說起來，當年的梅、尚、程、荀以及各路的名角大師，都在這裡走馬燈似的爭妍鬥奇過。
繼圓在“哈爾飛”曾幫著戲院抄廣告、畫海報，憑藉著他的聰明伶俐和細緻勁兒，也算是有兩把刷子。
然而好景不長，沒過多久這活計就被北平藝專的幾個窮學生給頂了，繼圓幹不過人家，臊不搭眼的給人讓位。其中有個學生，歲數跟自己差不多，麵皮黢黑，腮幫子挺大，說話帶著點兒東北味，繼圓一直懷疑，這主兒就是後來我們家文玩舊物的“大買主”，香港某著名的電影大導演。
在“哈爾飛”裡邊幹不了，繼圓就跑到門外邊折騰，不知道他是從哪兒找了把破提琴，在“哈爾飛”的門口賣上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