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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還沒有最後確定是五十六個民族。幼兒園是一座灰色的二層小樓，和民族飯店一南一北的隔著長安街，斜麼茬兒的打了個“照面兒”。
晚上趴在窗臺上，能看見民族宮的霓虹燈，那是西長安街在入夜前唯一的、短暫的繽紛，總是讓我產生一種莫名的激動。每當電報大樓的鐘聲還沒敲完，孩子就都進入了各自的夢鄉。在這裡，我慢慢地就不想家了，甚至不想我姥姥了。
大約在上幼兒園中班的時候，我那愛出么蛾子的秉性便開始顯露出來，成了班裡最淘氣的“孩子頭兒”。
有一天中午下大雨，我光著腳偷跑出去淌水，淌了兩腳的稀泥，上床以後覺得這髒腳丫子沒地兒放，一抬腿往牆上一踹，“吧唧”白牆上就是一個黑腳印。壞了！這黑腳印怎麼擦也擦不掉，只好用手捂著。
午睡的時候管生活的阿姨要來查房，給小朋友蓋被子。她看見我有一隻胳臂露在外邊，手還貼著牆，就命令：“躺好嘍！”我佯睡不語。阿姨過來把胳臂拽開，一眼看見牆上的黑腳印，就將我從被窩裡提溜出來，這才發現那兩腳的黑泥。阿姨的火可就大啦，掄開巴掌就在我的屁股上招呼。
她一邊打一邊罵：“小白明呀，你可是壞死了！這腳髒了可以洗，牆髒了怎麼洗？你還挺聰明，知道用手捂著，捂得了今天捂得了明天嗎？”
這會又進來了幾位阿姨，一齊檢視“現場”，她們驚訝地看著我說：“哎喲喂！你看這孩子壞得嘿，這不是掩耳盜鈴嗎？”說著話就肆無忌憚地打我的屁股。
“掩——耳——盜——鈴”，在一頓結實的巴掌下，牢牢地記住了這四個字。日後，我特愛拿這句成語“批判”別人，把別人給數落急了，人家就問：“你丫幹嗎跟這四個字兒那麼親呀？”我心裡說了：咳，這種事兒幹過唄！
更有甚者，我在地上撿了個沒頭的破鉛筆，發覺蘸著煤末子可以在臺階上畫畫兒，用煤末子當繪畫的原料，那可是太便宜啦，鍋爐房裡有的是。於是就號召小朋友們往褲兜裡裝煤末子，每人都裝得滿滿當當的，再撅一節樹棍兒，蘸著煤末子逮哪畫哪。
到了晚上睡覺的時候，大家把這茬兒都忘了，脫了褲子就上床，照例管生活的阿姨要給我們疊衣服，提溜著褲腳一抖摟，“譁——譁——”天女不散花，改撒煤末子了，滿屋子黑塵滾滾，掩人耳目。氣得阿姨扯著嗓子大叫：“都給我爬起來！這是誰教你們乾的？”
小朋友們就異口同聲：“白——明——白——明。”
我被“押解”到園長室，這回阿姨沒掄巴掌，媽的改用手擰了。敢情這“擰”比“打”還厲害，疼得我吱哇亂叫，趕緊認錯坦白。阿姨一邊掐一邊問：“還出不出么蛾子了？”
在幼兒園生活的那幾年，我沒少捱打，五六十年代，當阿姨的急眼了“呱嗒”孩子幾下不算什麼，沒人特別在意。另外，嚴師出“高徒”，記得在幼兒園裡學到的東西，讓我的小學一年級上得就特別順利。
記得剛上小學的頭一天，老師在黑板上畫了十隻小鳥，對下面的學生們說：“樹上有十隻小鳥，被獵人打下來三隻，還剩幾隻？”說著話就用板擦擦掉三隻小鳥。
一個撅著歪辮兒的女孩子舉手起立說：“老師，還剩下七隻。”
“好，你回答對了，你就做我們班上的學習委員！”老師高興地說。
我撲哧一下子就樂了，老師問笑什麼？我說：“她回答得不對，樹上沒有小鳥了，都給嚇跑啦。”
老師也笑了，用教鞭敲打著我的課桌說：“大家在講算術，沒講故事。你個小不點兒的，挺會出么蛾子！”
其實這算什麼呀？幼兒園裡學的玩意兒多了，隨便抖摟抖摟都能混他個“師長”、“旅長”的乾乾，只是不稀罕表現罷了。
可有一樣到今兒個也沒整明白，40年前在幼兒園裡學到的那段低智商的關於“打鳥”的貧嘴笑話，怎麼就成了今天這跨時代的，而且是特別時髦的“腦筋急轉彎兒”了？看來歷史還真有倒著走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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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牆與護城河
我的小學是在北京西城的一所小學上的，而那“一年級的小豆包兒，一打一蹦高兒”的日子，又是在這所學校的“分校”裡度過的。
分校位於北京城西邊的老城牆根兒，現在想起來，那應該是一個不大的“文昌廟”，主殿早已坍塌，東西配殿被用做教室，好像只有兩個班的學生。這個分校裡沒有操場，教室的門外，靠著牆根兒放著一個“文昌君”的石頭坐像。
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