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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普西因為過量用毒在44天后死去。她是1977年在柏林因海洛因致死的第84人，這是官方數字，她是其中最年輕的一個。
巴普西之死加強了我們的信念：應該立即把援助更年長的癮君子的網路擴大到12到16歲的吸毒者中，或者把他們列入成年人中間，或另外建立一個網路。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德國與毒品鬥爭的未來就取決於此。假如不改變這種狀態，這部分這個年紀的人就會繼續從網孔中衝出去。應該想到這部分孩子，發展新的醫療概念，特別是對其自願性的要求不必如此僵硬，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我們就會遇到美國的那種形勢：一個因過量使用毒品致死的孩子，已不被看作是特例了。
然而，透過專門的顧問與醫療人員之手解決這個問題並不比經過警察之手好些，不能把它比作僅用還原和加固的辦法便可奏效的傳染病或精神分裂症，不能把它歸復為一個人體醫療過程。
醫療的不幸在於無法創造奇蹟，它只是對極少數年輕人的一種有效的幫助。
毒品，現在已滲透到學校、舞廳和娛樂中心，依我們之見，它將繼續向越來越年輕的人進行掃蕩。它不再僅僅威脅極少數的12歲到18歲的人。例如，往往是僥倖之機決定一個13歲的幼女渡人青春期的方式：未受明顯的傷害或者沒有沉溺於酒精。海洛因，沒參加會道門或某個宣揚暴力的無政府組織。今天的年輕人對毒品有很強的接受力，就像成年人易於接受制藥工業的誘惑一樣。每個，或者幾乎是每個年輕人都認識某個人，朋友或是一面之交的人，這些人曾經或正在吸毒，或者有吸毒的願望。今天的吸毒者的動機與60年代“大麻”和麻醉品的愛好者的動機非常不同：當年的嬉皮士的動機是開闊理性，而今天吸毒者則是要消滅它，對於那些酒精和輕型毒品的消費者也是一樣。所以，今天難以把處於危險中的年輕人分為“酗酒者”、“大麻吸食者”和“不可救藥的吸毒者”這樣的等級，因為從這級過渡到那級是很容易的，而他們所追求的目的卻是相同的。
我們必須強調指出，公眾輿論對問題的規模，無論是在質的方面還是在量的方面都沒有足夠的瞭解。大部分政界的人物總是認為這是一股即將到達頂峰的“浪潮”，用不了很久就會跌落下來。國會議員也向我們大談“抑制”吸毒現象，好像如同擰緊“水龍頭”一樣簡單。
實際上，我們的社會正在產生日益增多的主觀的社會邊緣主義者。很多的年輕人避身於毒品之中，因為他們在學校，在工作環境或在消遣中，都找不到有關他們所需要的答案與這個程序（其發展節奏在加快）相平行，非法的麻醉品如大麻、LSD、海洛因，與合法的麻醉品如酒精和某些醫藥製品相比，已成為獲得頭等利潤的源泉了。假如我們估計——而且是保守的——僅在西柏林的5000左右的一批人——他們是海洛因消費的死硬核心——每天可集資50萬馬克（透過賣淫、偷盜或搶劫），那麼可以想象在全國的範圍內這意味著什麼？那些自吸毒者身上攫取如此之大的利潤的人，是不會放棄他們的生意的，而地方警察和地區警察也沒有力量限制他們，落人警察之手的海洛因和輕型毒品的數量，只不過是消費量的一個微弱的零頭而已。在聯邦德國和西柏林，毒品的交易已擴充套件成一個緊密的銷售網。這樣一來，就如同那些輕型毒品一樣，人們到處都可以弄到海洛因。事實上已經不存在未曾沾染毒品的地區了：只不過是各地區之間有所不同，傳染危險的尖銳程度有大有小而已。
每個大城市都有其“舞臺”，毒品販子將他們的銷售點置於唱片舞廳和青年娛樂中心裡。
毒品的無處不在肯定是其消費量日漸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一個追求“補償行為”的年輕人不用費難便可以得到。而無論在城市裡還是在鄉村，很多年輕人忍受著一種莫大的煩惱，一種感到他們的存在沒有意義而產生的愧疚。他們唯一的消遣便是每週一次到唱片舞廳去。
但是在那裡，這部分數量日增的年輕人也少有交往的可能，特別是口頭交往。在被音樂搞得頭昏腦脹之後，失望地走出舞廳：他們又一次感到生活得毫無價值。
這些孩子和年輕人對現實不滿，既不能從他們的未來獲得鼓舞，也不能從他們的經歷中汲取力量。因為他們的童年——這個自發的。相對說來自由成長的。兔除他人操縱的、所以說是均衡的階段，一般在他們進入學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