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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小兩個月，卻在印刷廠工作了三年多。說起來，裘麗和他當年是同屆入學的學生，裘麗沒有留過級，正常時間高中畢業，沒有趕上文化大革命。但是她沒有抓住機會，考上大學。她想上大學，打算復讀一年再考。“文化大革命”剛一來臨，她的父親上過大學，有先見之明，感覺那鬧騰的局勢對人是有百害而無一益，果斷地叫她退了學，退學理由是謊稱她有肝炎，特意託人到醫院開了證明。退學後，父母叫她先老老實實在家蹲著吧，過後是繼續上學，還是去工作，看看形式發展再說。高考制度取消了，還去上什麼學，她就只有去上班了，便躲過了插隊。印刷廠是託人進去的，進去前又託原來的醫生，再開了份證明，證明她的肝炎病已經治好。本來就沒病，開起這個證明來，醫生的腰桿挺得直直的，沒有一絲後顧之憂。
裘麗過了一米七的高挑個兒，身材挺拔，人長得秀氣端莊，整體窈窕搶眼。卞金國跟她學徒，有驕傲有自卑，站在她旁邊，不及裘麗高，心裡有點悲涼的。他把動力“轉嫁”到工作中，想在業務上顯示能力，增加他的自信。在裘麗面前，他盡力地釋放他的聰敏，他的聰敏是真聰敏，利用上來，就見了結果。跟著學了一個多月，他就能獨自操練排版了，雖然速度還及不上裘麗。他就加緊操練，半年內，他排版的速度居然超過了裘麗。裘麗帶出這樣一個手腦厲害的徒弟，也很驕傲，總是不由會向人誇讚起他。卞金國的得意、驕傲一點點積累進心，自卑就一點點被擠向了邊緣，就等著出去了。學徒工比正式工分配的活兒要少，他排版的速度趕上了裘麗，每天分配他排版的量，他便早早地就能夠完成任務。閒下來，他也不閒，總是殷勤地去幫裘麗排字，裘麗也不客氣，一副師傅理應接受的架勢，把自己剩下的那部分活兒，一半分配給他。他快，字排完後，就又向裘麗要活兒。裘麗就再分給他一點。這樣做，週而復始，天天如此，配合默契的。後來，卞金國幹完自己的活兒後，索性就將裘麗剩下的活兒全部接了過來，裘麗就閒著了，只看他獨自忙吧，像監工似的。裘麗的活兒，他噼裡啪啦一會兒工夫就能幹完。周圍的其他工人見他閒下來，就求他幫忙，他不拒絕，幫著幹就幹了，沒有一點覺得吃虧。卞金國越幹越是得心應手，他手上的反應速度之快叫周圍的工人們驚異和歎服。工人們奉承他說，如果有比賽排字的，他一定在全國都能拿第一了。
他排字的能力叫工人們說起來，就算到他自身的條件上了，這樣自然而然地就抵消了他自身體格的不足，工友們就把他作為是條件好的人，他香餑餑一樣被看好，張三李四的都願意為他操個人問題的心。於是，隔三差五地就有人為他介紹物件。他們給他介紹物件，對女方說他是條件好的。說是這麼說，給他介紹的物件，不論長相如何，個頭都是不到一米六的，他是一米六七身高，每個介紹人就說，女方個頭配他正好。他們越是那麼說，他就越逆反，就是不想找低個頭的；他覺得他們其實是對他有偏見，他接受了他們介紹過來的物件，就等於是接受了他們的偏見。偏見是歧視，也是不平等的條約。
如果不是工友們想著給他介紹物件，他還從來沒有想過個人問題，他覺得二十一歲年齡還小，應該過兩年再考慮。既然別人將這種事提了出來，他的腦子才跟著轉起這個問題來。對這種問題，他腦子反應的速度像手上排字那樣快的，馬上就有了自己的主見。不想找低個頭的，除了逆反的自尊心外，還有他對未來想象的描繪，他想，他是小個頭，老婆也是小個頭，他們的孩子將來肯定是小個頭，不論孩子是男是女，他都不希望他們是小個頭。雖然他是小個頭，但是他從來沒有覺得無所謂。他越是個頭低，他就越想改變。自身改變是不可能了，他早就把希望寄託在將來的後代上；後代要改變，至少父母之中一人應該是高個頭的，他喜歡看書，看過的書多，知道的知識也多，他懂得遺傳的重要。這遺傳的任務，他就只有交到了將來他要娶的老婆身上了。不是到了找不上的地步，對低個頭的物件，他是決不妥協的。
卞金國說：運氣是我堅持出來的（3）
問題轉到了物件的標準上，他的參照物十分好找，那就是近在眼前的師傅裘麗。在他眼中，師傅的長相和身段是女性的完美代表，除此之外，她不內不外，張弛有度的性格也是適宜，內外統一的。對她，原來在心中就總是默默讚歎的。讚歎是讚歎，他還沒有想過自己的個人問題，也就沒有過“非分”之想。現在，問題提了出來，師傅成為了標準。沿著這標準，去看別人，看一個，沒有一個，他失望的同時，又點亮了希望，他和師傅熟，知道她沒有物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