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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媽媽回想起外公在她高中畢業時，曾提出讓她照管這個家的建議。媽媽不想當“探春”。她要上學。現在她覺得，如果當時聽了外公的話，自己留在父親身邊，他的晚年就不會像後來那樣淒涼。 也許，媽媽還想到：自己為了爭一口氣，證明可以獨立生活，所以向中央寫信要求遷出中南海的往事。她覺得自己太幼稚了。而在外婆去世後，媽媽又自責沒有多和外婆交流，以至沒有留下遺囑。凡此種種，都成了她心中解不開的疙瘩。 星移斗轉，世事變幻，外公逝世已27年。現在媽媽與外界的接觸不多，但人們並沒有忘記她，她在很多普通人的默默關心中度過深居簡出，但平和安祥的晚年。媽媽在傢什麼都幹：做飯，洗衣，打掃衛生，基本上就是一個家庭主婦。更多的時候，她自炊自餐。後來部隊曾為她選調一位炊事員，但媽媽感覺自己還年輕，女兒也能做飯炒菜，還有熱心人時常來打幫手，就讓那位小戰士回原部隊了。和外婆一樣，媽媽最怕麻煩別人，寧可自己苦點、累些。  
第六節 我的媽媽李敏（九）
·治病 隨著年齡和能力的增長，對媽媽因自幼身體不好，以及多年積累因素導致的病，我從開始的無能為力，到後來的千方百計。我相信：有過幾十年想盡辦法照料外婆的媽媽，不會就這麼輕易地病倒。 在1999年那個多事之秋，為支撐這個岌岌可危的家，我最終下決心向中央發出了求救信。外婆的戰友劉英奶奶給了我幫助。中央分管組織人事的負責人親自給我打來電話，在交談中詳細詢問了媽媽的病情和我家遭遇的種種困難，明確表示了此事完全應該解決的態度，這對處於孤立無助境地的我，是極大的鼓舞。 不久，長期困擾媽媽的各項醫療、藥費都得到解決，她終於同意住進醫院並積極配合治療，實際效果非常好，媽媽的精神和身體在迅速恢復。2000年12月26日，多年未出現在公共場合的媽媽來到紀念堂，向外公獻上花圈。這一時成為媒體大為關注的新聞。 自此，媽媽也開始參加一些以前本應參加，但卻一直無心、無力參加的活動。2003年，媽媽成為新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兩會”期間，在我陪護下，她早早到場，決無早退。以她凡事認真的性格，我想肯定對得起這份榮譽。  
第七節 寧寧與東梅（一）
寫到這，按順序該到了講哥哥和我的段落。可是，一來我們兄妹從小受“武將軍”外婆和“洋寶貝”媽媽的教育，都是夾著尾巴做人，從小不能說自己是誰的後代；二來在寫過外公、外婆以至舅舅、媽媽的傳奇經歷後，覺得自己實在不好與之並列，否則會有渺小可笑之嫌。可不講也說不過去，這樣影集不完整。好在我們從小的照片還比較多（這是祖輩父輩不可想象的），再重點解釋一下我們倆與上幾代人的不同。這樣，也許就可以搪塞過去了吧？ 前邊已經說過：1972年我出生在上海，當時有險情——臍帶繞頸，很是讓媽媽擔了一回心。另外從小身體也不大好，媽媽對我可以說是“放在手裡怕摔了，含在嘴裡怕化了”。我忘不了：童年在酷熱的南方生病，弱不禁風的母親抱過我三天三夜。女兒的病好了，母親胸前已經被汗水泡爛。她把母愛超量加倍地給了我。 這種母愛絕非能以金錢物質衡量，可以說帶有毛家特色。到了80年代，應該說比戰爭歲月好了很多，但母親仍然非常儉樸，有本書是這樣描繪的：東梅正在長身體，需要有充足的營養。怎樣又省錢又讓東梅吃好，這可難為了李敏。她買菜，常常在菜攤上轉好幾圈，揀便宜的買。在冬天，為了給東梅換口味，她買暖房出來的黃瓜和西紅柿，淨挑那些處理的黃瓜頭和拉秧的西紅柿。（《李敏、賀子珍與毛澤東》） 當然，剛才說的是我八歲以後在北京的情況，而兩歲到六歲在上海外婆那裡時，完全是另外一種樣子。湖南路262號寓所頗為寬敞洋氣，工作人員把各方面都照顧得很周到，衣食無憂的我還能在家看看電影。記得外婆常看故事片，我愛看美國影片和動畫片，特別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不知賺去了我多少眼淚。這些是牆外的孩子當年無法想象的。 在她的花園中，有一片小樹林。夏天我可以揀到不少蟬蛻，還有一座假山（那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別墅）。另外就是種著一株外婆最心愛的臘梅——外公喜歡梅花，媽媽也喜歡，何況我名字裡還有它。外婆病逝後，那裡變成高階招待所。 但我仍然羨慕牆外的孩子：他們有父母，有朋友，這些是再優越的物質條件也無法替代的。外婆的病使她自顧不暇，父母的工作和收入使他們不可能穿梭於京滬之間看我，結果就是使我在一定程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