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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什麼呀？”姨媽答：“沒說什麼。他拉他的，我坐我的。”外公搖了搖頭說：“要是我呀，一定和師傅好好聊聊……”姨媽後來明白了父親的一番苦心：他教育子女不搞特殊化已足以證明其偉大，而偉人自己也一直嚮往常人的生活啊！ 今天我們已非常難以理解外公這樣對待子女。現在的家長只要稍有條件，恨不得用蜜糖把孩子包起來。看看千里迢迢送子女上大學，辛辛苦苦在宿舍裡為他們鋪床的父母們，再想想身為國家最高領導人的外公如此要求自己舐犢情深的女兒——這就是成就偉業的毛澤東，一般人確實是難以達到他的高度的。現在，我把這些故事寫下來，也許能對世人有所啟示。記得外公建國後曾有為青年人寫書的願望，可惜未能如願。作為當代青年人，我這也算是替他還願吧。 外公對女兒的愛，真正表現在他對女兒的精神、品德教育上。姨媽自小體弱多病，外公常鼓勵她在病中要有堅強的意志。1958年姨媽得盲腸炎，外公在信中寫道：“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鍛鍊意志”——這也是他的經驗之談。 1963年，姨媽給父親的信中，痛陳自身存在的缺點，彙報思想收穫，說自己讀了《莊子·秋水》的感受是：自高自大是不可取的。外公為女兒的進步高興。他回通道：“接了你的信，喜慰無極。你痛苦憂傷，是極好事，從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憂傷，表示你認真想事，爭上游、鼓幹勁，一定可以轉到翹尾巴、自以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 姨媽回信後，外公再回一信：“極高興。大有起色，大有雄心壯志，大有自我批評，大有痛苦、傷心，都是好的。你從此站立起來了，因此，我極為念你，為你祝賀。讀淺、不急，合群，開朗，多與同學多談，交心，學人之長，克己之短，大有可為。” 而今讀來，也深感外公的拳拳之心。 我的媽媽和姨媽在整個50年代都和外公住在一起，姐妹關係一直融洽。而媽媽結婚後，特別是搬出中南海後，來往就比較少了。但在那動盪的十年，媽媽記得姨媽曾兩次受外公委託，到紅牆之外看望自己。 她帶來的是父親對女兒的關切，還有妹妹對姐姐的祝福。也許只有親歷困苦的人，才能體會此時的深意吧！ 就這樣，她們各自度過了多事的中年時期。如今，進入老年，歷經人生悲歡的兩姐妹常有機會見面，也聯袂出席活動。媽媽和姨媽回憶著和我外公在一起的日子，有說不完的話題。 姨媽1965年從北大歷史系畢業後，以她特殊的角度見證了文革初期那一段紛雲複雜的歷史。然而，好學深思、恬淡平和的姨媽與波譎雲詭、百口莫辯的政治顯得那樣不協調。後來，她也和數以萬計的機關幹部一起，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 外公逝世之後，姨媽有過一段異常孤獨、困難的時光。由於江青在京北遠郊秦城監獄服刑，她常常要花費整天的時間，乘公共汽車去那裡探監。但是，人們並沒有忘了她。在外公衛士長李銀橋夫婦的大力幫助下，姨媽1984年和我現在的姨夫——王景清結婚，長期住在北京市民那種簡樸而侷促的房子裡，過著老百姓平靜而自由的生活。 姨媽有一獨子，現名王效芝。我的效芝表弟繼承了毛家和姨媽自尊、自強的個性，不喜歡拋頭露面。同時，作為當代青年，他選擇了一條與父母一輩人完全不同的獨立生活道路，在此，我祝福表弟，希望他事業有成！ 2003年春，姨媽李訥和我媽媽李敏一起被選為新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在大會堂一望無際的席位中，姨媽又展現出從兒時至今依舊燦爛的笑容。  
第三節 這張合影讓我想到……
2003年3月，我的媽媽第一次“上任”了：一年一度的全國政協會議在北京開幕。出於身體原因，那天她被我扶著走進了大會堂。姨媽李訥則已輕車熟路，她是1999年被特別增補的委員。後來，我又看到這張三位長輩在會場的合影——五十年後：中南海小夥伴，大會堂女委員，心裡頓生許多感慨。 我想：一是她們變了，二是北京變了。 50年，她們變了：從天真爛漫的少女成了慈祥睿智的老婦。兒女一個個長大成人。不過，媽媽沒有變，姨媽沒有變，從小有著喜人笑容的秉德阿姨也沒有變，兩張照片記錄下了這一切。 50年，北京變了：連小夥伴當年歡快遊戲的中南海都已人物皆非，經歷了滄桑大變，何況紅牆外的老城呢？外公青年時所喜歡的北平古樹，現已日見稀少。但頑強活下來的，每年仍在綻放新芽；岸英舅舅著迷、異國它鄉絕對沒有的牌樓、石橋，則以更快的速度消失，在它們的遺蹟上，建起了一座座互相比著高大的樓房，裡面有著無數的商家，其中也包括我這間小小的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