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大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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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說話中瞎糊弄著輪迴生死。現在陽明想到的最好的辦法就是用做到來當知道的標準，來對治知道做不到還硬說自己已經做到了；知道自己做不到也不想去做到依然標榜自己既知道且能做到，等偽善勢利的幾乎是全民性的症侯。

陽明從理論上做的區分就是釐清〃知而未行只是未知〃。前一個知是通常意義的知，後一個知是本體意義的真知。兩者之間跨度很大，在沒有別的推進辦法時，就變成了信不信的信仰問題，怎樣對待之的一個〃態度〃性的原則………就看你去做不去做！就看你起信不起信，若能發起信心，著實去實行，就把所有的問題拉回到〃當下此即〃，把所有的天文地理，郡國利病，天理人慾，治亂興衰，都變成了與你〃這一個人〃息息相關的問題。………所有人的思維活動，如學問思辨，明察精覺，只有實實在在地去從事才算是行，也就是行。所謂知行合一就是知行“只是一個”。用他後來的話說就是“知之真切篤實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便是知。”知行只是同一工夫過程的不同方面，或者說是從不同的方面描述同一過程。

這是〃聖人之道，吾性自足〃這一原則的必然推演。因為所謂聖人之道就是成為道德上的完人，所謂吾性具足除了人性本善這一本體論依據外，就是這個知行原是一個的方法工夫論。其目標不是成為全能的科學家，並不想客觀地把握外在世界。聖人之道是精神的道，不是科學的道；是倫理行為的道，不是認知行為的道。陽明是回到了孔孟的原教旨，他針對的恰是把聖學學術化（支離化）的程朱理學………一如理學反撥漢學時想要做的那樣（參見朱熹的《四書集註序》）。

理學有感於〃經學〃成了專門的〃學問〃才轉過來以尋找原儒的義理為宗。但，〃朱注〃成了“欽定教材〃後，又變成了〃塔〃，而不再是〃法輪〃，成了外在的，無論信與不信都可以空口白說的〃知識〃。用洋名詞說：現在，陽明又覺得理學成了無關原儒義理（道）的〃說〃，他要恢復原儒義理的〃在〃的本意和及其直接指導人生的功能。

這就是其〃知行合一〃，強調把知落實到行上的巨大針對性，它針對的是整個官學體系及絕大部分讀書人的現行做法。其挑戰性，很快引起諸多非議………“紛紛異同，罔知所入”。這是必然的，因為他要對治是借聖學來謀取高官厚祿的普遍學風士氣，他在《書林司訓卷》中說：

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甚，不復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偽，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為從事聖賢之學。

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吾為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

一個與流行正規化對著幹的主張若一出手就大受歡迎很快流行起來必有更為媚俗的東西包裹其中。陽明認為功利世風之所以能相扇成習，蓋在於國家取士與士人讀書應試，都可以“將知行截然分做兩件事”，人成不了“真切篤實”的人，國家也拔不出“真切篤實”的人才。從現象上說，滿街都是頭頂聖賢大帽子的衣冠禽獸，逢場做戲，假人言假事。長此以往人間世豈不變成了動物世界？陽明雖是針對頹廢的世風與士風，為“吃緊救弊而起”，但他自信“知行合一”之說，並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把握了本來如此的“本體”。

8．文明書院

貴州的提學副使席書（字元山）過去佩服陽明的文章，現在敬重陽明的道行，專到龍場來向他討教朱陸異同。具有〃以無厚入有間〃之智慧的陽明，不正面回答他的問題，也不談論朱陸各自的學理，跳開那些舊套套，直接開講自己新悟的心境界，講那些〃說〃若不能變成〃在〃，那些高頭講章因不能落實到日用的〃行〃上已造成了全體士林的表裡不一；象焦芳那樣的奸狡小人也居然能入翰林當閣臣，就因為知行之間的縫隙大得可以讓任何壞人鑽入國家的任何崗位，竊取神聖名器。必須堅持知行合一的修養法門，每個人都能從我做起，恢復真誠的信仰，用〃行〃來說話，用〃行〃來做檢驗真偽是非的標準，才有指望能重新整理士林道德，恢復儒學的修己治人的教化真功。

席書聽了半天，不明就裡，在他面前展開的是一片新的語辭天地，是朱子陸子都不曾說過的東西，他已有的知識和思想不足以消化這些內容。“書懷疑而去”。

陽明自然無可無不可，意態閒閒地送提學大人上馬回貴陽去了。

哪知，席書第二天就返回龍場。他心中有所動，又不明白到底是個什麼意思。顯然，陽明的那一套，搔著了他的癢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