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大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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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現在他能做的是坦然走上去。他說：“夫知而弗以告，謂之不仁；告之而蹋其等，謂之誣；知而不為者，謂之惑。吾不敢自陷於誣與不仁。”（《性天卷詩序》）至於知而不為之惑，是每個人都須為克服它而進行不歇的努力。他後來拈出“知行合一”之旨就是針對這一難題。

觀政透過觀“心”而得之是一以統萬。若挨個兒去積累，今日觀一事明日學一樣，那是“逐物”，大明帝國的衙門成千上萬，若按宋朝或清朝的章法，沿著六部的門樓羅旋式往上轉，誠如龔自珍所諷刺的等成了宰相已到老耄之年，哪裡還有精力和事業心？用陽明的話說就是：“銖銖而積之，皓首而無成者，加半焉。幸而有成，得及其當盛之年，以自奮於崇赫之地者幾人？是幾人者之中，方起而躓，半途而廢，垂成而毀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謂之難乎？”（《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考績推恩序》）陽明很世故地看透了官道難於蜀道的特點，李白也是借蜀道來象徵官道或再抽象一步象徵成功之道的艱難。但陽明擅長孟子標舉的〃反手而治〃的辯證法，也信奉孔子“先難後獲”的過程論，他說：“予謂惟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難，則其失之也必易；其積之也不久，則其發之也必不宏。”（《……封知州序》）丙辰年他落榜，他的朋友李邦輔派到柳州當知府，別人替李委屈，陽明卻說：“夫所處冒艱險之名，而節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滿人之望，加之以不自滿之心，吾於邦輔之行，所以獨欣然而私喜也。”（《送李柳州序》）。其識量過人，翻過一層去抓好轉的契機，以此！在官場斡旋有個“老”其才的過程，火候不夠，就會半途而廢或垂成而毀，差點，差不多比差很多更遺憾罷了。這個觀察是陽明年輕輕就告病還鄉的另一方面的原因。

觀政工部而上邊務書，是他根本就不想按步就班往上“挨”的表現。在言官權重而活躍的明朝，以陽明現成的才具他適合大約也希望走這條路。他的朋友以禮科都給事中擢少尹京丞，他很感慨地為之“序”：“給事，諫官也。京兆，三輔之首也。以給事試京兆，是以諫官試三輔也。”“聲光在人，公道在天下。聖天子詢事考言，方欲致股肱之良，以希唐虞之盛，耳目之司，顧獨不重哉？然則公京兆之擢，固將以信其夙所言者於今日，而又須大用於他時也。”陽明的羨慕之情溢於言表，自不待言。有深意的是，他將言官與實職的關係看成“知”與“行”的關係。既然能言之在道，則應該行道有成。“大用”，不只是個升遷的問題，更是個建立不朽功業的問題，“公卿大夫士傾耳維新之政，以券其所言，”這是“哲學王”的思路。

４．刑部裡的名士

他觀政工部期間被委派以欽差的身份去督造威寧王越的墳墓。他預演了一下自己的統御之才，將前些時讀的兵書運用了一番。他切實感到御眾之術關鍵是怎樣編隊，他用“什五法”來組織民工，讓他們及時休息按時吃喝，一副仁將的派頭。效果很好。休息時組織他們演練“八陣圖”。他平生沒掌過這麼大的權，沒管過這麼多的人，現在，他能統帥這麼多的人，讓他們實地擺八陣圖，比用果核擺，那情形與感受不可同日而語。

他直感到權力的作用，能運用權力才可能用眾，能用眾才能做大事情。

這個短短監工期結束後，循慣例，他擔任實職，２９歲這年「弘治十三年」六月，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明朝各部的司前都冠以〃清吏〃字樣，雲南和另外一兩個地區特別，是邊民生事的多發點。他並不去雲南，只是在北京的刑部分管來自雲南的案件。但既然是部裡的人，也有臨時的差遣。他在《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中這樣描述刑部部屬的工作：

士大夫之仕於京者，其繁劇難為，惟部屬為甚。而刑曹典司獄訟，朝夕恆窘於簿書案牘，口決耳辯，目證心求，身不離於公座，而手不停揮於鉛槧，蓋部屬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雲南以職在京畿，廣東以事當權貴，其劇且難，尤有甚於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志，無愧其職焉。則固有志者之所以願為，而多才者之所以願為也。

也是隻要難而能獲便算得其所哉。這個人好強，總懷著不遇盤根安別利器的勝利意欲，像曹操徵烏桓聞敵增而益喜一樣，想脫穎而出的人總是把難題當機遇。但越是英雄越怕內耗。庸人以耗為業，在耗中佔夠他們小算盤能算出來的最大便宜。因為他們那條弱智低能的下等生命，除了能耗別無能為，或者說只有在耗時，他們才算個人數兒。王接著說：

然而紛揉雜沓之中，又從而拂抑之，牽制之。言未出於口，而辱已加於身；事未解於倒懸，而機已發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