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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他心體通泰，如金子出爐，過去是動心忍性的鍛鍊期，他本人也是左右突圍，想既成真金又早點出爐。但他知道箇中道理，知道拔苗助長與偷懶逃跑都無濟於事，都會功潰一簣，或功敗垂成。
過去，他大概沒有想好如何讓朱陸相通起來。單是與理學做對，是損人不利己的事情。因為貶低別人並不能抬高自己。
僅停留在言辭之間的辯論，對自身心體的養育有害無益。他說，常在過上用功就是在補瓦盆，必然流於文過飾非。為求勝而爭論是不善與人合作，那是好高不能忘己的毛病。真正善於養心的人，是要讓心保持其本然的、未受蔽累的一物不著的狀態。
“通”表現為敢於與諸派求同。他敢於說佛教、道教均與聖道無大異，均於大道無妨。這一立場一直堅持到晚年。敢於去統一別的主義是他成大氣候的原因之一。在晚年他多次打比方說，世上的儒者不見聖學之全，不知把三間房都為我用，見佛教割左邊一間，見道教割右邊一間，是舉一廢百。他說，“聖人與天地萬物同體，儒、佛、老、莊皆我所用，是為之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謂小道。”
儒家同門的理學，過去的矛盾不亞於與釋道二氏，現在，他也將他們調和到一條跑道上了：窮理是儘性的功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約禮的功夫。這樣，和則兩美，同生共長。用不好聽的話說就是敢於打亂仗，有信心在亂中取勝。不搞白衣秀才王倫式的關門主義。
他在仕途上也快通了。他這一代人也熬到了說話有分量的地步。去年，升他為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因為南京的官是擺設，他的朋友湛甘泉、黃綰跟冢宰即吏部尚書楊一清說情，就把他留在了北京的吏部驗封司，雖然還是個主事，但吏部好於刑部，最關鍵的是在北京，他們可以早晚切磋、隨時交流了。湛在翰林院，清閒，王也是閒差，經常聚為小沙龍。這個小圈子的要員除了黃綰，還有呂仲木。上班沒事時，下班以後，公修日，他們便相聚講論。黃宗羲在《明儒學案》“甘泉學案”中說：“時陽明在吏部講學，（甘）先生與呂仲木和之。”好象王的講堂就按在吏部似的－－自然他的意思並非如此。但烘托出了王大講特講的氣勢。
四十而不惑，他終於四十以後才明白－－通天徹地的明白了。又經歷發配邊陲的、難說漢語的歲月。他現在是重返舞臺，而且像是隱居深山修練成了的大俠、大仙，又重返江湖、一展身手。他自然不會膚淺的去招搖，他只是不避嫌疑的講他已悟出的聖學至道，他大概有在做“法佈施”的感覺。
而且身體一直不好的他，也有時不我待的緊迫感，他是否暗中覺得自己這一生差不多了呢？
這些俗人的感覺他不會沒有，但也不會太多。除了他已有聖賢氣象以外，還因為他一直有的仙風道骨、追求“物外情”的秉性。他一生最大的癖好就是講學與遊悠山水，北京沒有什麼佳麗山水，他就一而再的上香山，或住在香山的寺院中，寫點“頓息塵寰念”之類的高蹈詩。但這只是一種休息方式而已。
不想白活一場的心氣，使他有成聖成雄的雙重壓力。如今鬢已星星也，卻還看不見現實的成功之路。他在香山的寺院中對自己承認“久落泥塗惹世情”，世情就是想成雄。但現狀只是“竊祿”而已，治理廬陵一個小縣對他的才華是個玩笑。當朝文武儘管各有所長，比較活躍，但讓他“獨服”的幾乎沒有。但不入任何幫派，任何勢力得勢，也想不到提撥他。
明代的政治已相當成熟，官場相當擁擠，沒有人在最高層給你說話，千里馬也只得拉驢車。陽明一生兩次大功，一是靠王瓊舉薦平寧王叛亂，一是靠他的學生和同事方獻夫推薦平思、田民變。陽明的氣質秉性似乎不可能“擠”入宰輔行列，只能被動的等別人使喚。這是政治體制造成的。自己能獲得的自由也只有思想自由。於是他只有大講其學。再說，他剛上來，只是復甦、稍起，排不到前邊來。
講學也能講出機會來。
方獻夫，本來比他地位高，是吏部的郎中。原先，方熱衷文學－－就是喜歡詞章之道。那時，他與陽明沒什麼關係，用陽明誇張的話說“若冰炭焉”。後來，方熱衷於講說，就是在沙龍中講學論道、辨析義理。這時，與陽明是“違合者半”，就是意見或同或異。這時，方還不可能也沒有提出拜師的要求。經在一起講論，方慨然有志於聖人之道，超越了口給舌辯的表面化愛好階段，進入了真信誠服的內在化階段。這才沛然與陽明同趣，並能超越世俗觀念，在陽明面前自稱門生，恭恭敬敬。因有這種深層次的相契，後來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