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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1）
1951年2月22日早晨，清華大學教授潘光旦先生偕同同事全慰天先生，在北京前門車站登上火車，一路向南進發。潘光旦教授是著名愛國*人士、社會學家、優生學家、民族學家，此時任民盟中央常委、清華大學校務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剛剛一年多，後來被稱為開國三大運動之一的土地改革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潘光旦教授幾個月前剛剛參加了北京市郊豐臺區的土改運動。此行是響應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和*中央*部的號召，前往太湖流域考察、訪問蘇南土地改革的。
潘光旦1898年生於江蘇寶山縣羅店鎮（今屬上海），其祖先16代以前就離開農村，進入市鎮，一向商讀兼營。家中除了不到十畝供祖宗長眠的墳地外，從未有過其他田產。除了清明祭掃的日子，平時和農民基本上不接觸。家世如此，而他個人，13歲起便離家，到北方及外國讀書。歸國就業後，一直生活在北京、上海、昆明三個城市中，對於農村的實際情況，基本不瞭解。所以，對於這次考察、訪問的機會——尤其又是在故鄉，他覺得十分可貴。
在蘇南，他們深入無錫、常州、蘇州等地考察了一個半月時間。由杭州回北京後，經過四個多月的整理歸納，寫出了著名的《蘇南土地改革訪問記》。在這部著作中，真實地記錄地主的罪惡、農民的仇恨和土地的血淚。
蘇南農村曾普遍流行一首歌謠：“農民背上兩把刀：租米重，利錢高！農民面前三條路：投河、上吊、坐監牢！”這首歌謠反映著血淚的現實。正因為“租米重、利錢高”，農民受盡地主的逼迫，無可奈何，只有“投河、上吊、坐監牢”一類的死路可走。對這種封建剝削土地所有制下的慘酷現象，《蘇南土地改革訪問記》裡這麼記述道：
吳江震澤區一次300人的農民代表大會上，大家訴了苦。統計結果，全區因交不出租被地主抓去坐過牢的有1857人；被打的有423人；被*致死的有105人，其中打死的35人，坐牢致死的25人，直接殺死的45人；被迫出賣的子女有41人，其中女孩36人，男孩5人；被佔去的土地共有3223畝，房屋2295間，婦女47人，耕牛15頭，羊10500只。
吳江黎裡區平林鄉也有同樣情形。我們在土地改革展覽會上看到一張統計表：全鄉因交不出租被迫坐牢的有370人，其中在監牢中病死的有7人，有人最多坐牢達18次，有人最長坐牢達15年；被迫賣掉農具、傢俱及耕牛的有220戶；被迫賣田的有71戶；被直接打死的有10人；被迫當僱工的有79人，被迫賣兒女的有85戶；被迫討飯的有5人。
又常熟大義區童莊鄉，555戶農民，在土地改革前十年之內，共繳出租米47600餘石；由於無田無糧而弄死小孩的共有55戶；吃租米官司的有81人；賣掉女兒、小孩的有28家；因交租米而受氣或被逼致死的5人；因被逼繳租而家破人亡的有12戶。
又吳縣光福區的3個鄉，在一九二○至一九三六的17年裡，有14個農民因交不出租活活被地主逼死。其中建新鄉一個鄉，在抗日戰爭時期，有212個農民被抓去坐過監牢；永安鄉迂裡村全村215戶中，竟有108戶有人坐過監牢。
松江朱行鄉地主薛士元，一人就曾殺害了14條人命。常熟地主趙培之，一人殺害了59條人命。常熟又一地主楊春華，一人竟殺害了100多條人命。吳江震澤區地主邱輔卿，農民給他的綽號是“邱要命”；他家中私設的牢房，可以同時關上20多個人。
引子（2）
蘇南地主因追租而*農民的現象不但非常普遍，而且手段極為毒辣和殘酷。
好比吳縣一帶，地主因追租把農民抓去坐監牢之後，不但要農民照數交租，還要強迫交“人房錢”（農民叫監牢做人房）、“出差錢”、“稻草錢”、“送飯錢”、“看守錢”、“開鎖錢”等花費。蘇州郊區地主沈望山，因追租拆了農民周保富的房子，回頭並叫周保富出拆屋工錢。真是你越沒有錢，越要像石子榨油似的在你身上榨些出來。
無錫地主薛念恩，常使欠租農民“吃毛竹筷”或“坐冷磚頭”。吃毛竹筷，是把農民的五個手指頭縛牢後，再用鐵錘把削尖的毛竹筷敲到指甲縫裡去。坐冷磚頭，是寒冬臘月冰雪天裡的事。把欠租農民的棉褲棉襖剝下來，兩隻手反縛在柱子上，腰子直挺挺的，屁股坐著一塊冷冰冰的磚頭，坐熱一塊換一塊。
常熟唐市區地主殷式如，綽號“黑鰱魚”，有一種毒辣方法叫“滾笆簍”。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