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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因為土地與糧食的投機比商業更少風險，也有許多城市的工商業者獲得盈利時，不作擴大經營的打算，卻抽出部分資金下鄉買田，他們認為生意不如田地牢靠，而且也可藉此取得銀行錢莊等放款、挪借的信任。這種工商業與土地的緊密關係，在1950年三四月減租退押運動中，曾全面暴露出來。
在國民黨政府日益加緊的苛重賦稅下，整個地主階級為了轉嫁負擔、保證收益，對農民的剝削當然就日益加緊。首先是無限制地抬高地租。租額增高五分之一、三分之一乃至二分之一不等；分租制者至少提高一成。押租也是普遍提高，或者追加押租，原來不收押租的也要交押。此外高利貸的剝削也更加普遍，谷貸、青苗、會谷……輾轉盤剝，農民負債劇增，一般達農戶總數的一半左右。地主更乘農民之危進行奪地。其他額外剝削，地方捐稅轉嫁，也比過去加重，農民代地主繳納徵實，更要負擔全部運輸上的消耗和花費。
地主為了保證加租，租佃期限就日趨縮短，退佃成風。農民使用土地毫無保證，隨時有被撤田的可能。租期短促，於是加劇了土地使用的高度分散。一方面，地主的土地分散出租給很多農民耕種，如邵陽靖合鄉有一個地主有60畝田，佃戶多至18人；有的地主在買田時就故意買得分散，以便多招佃戶。另一方面一個小規模經營的農民（如作十二三畝），卻有六七個東家。農民在押佃重重剝削下，自然無法安心生產，更談不到發展生產。
至於國民黨政府的橫徵暴斂，特別是抓壯丁和地方勒索的殘酷，更是眾所周知。人禍帶來天災，天災伴隨人禍，12年間，國民黨統治區災荒的連續性與慘重程度，實為中國歷史上所少有。災荒、飢餓已成為農村常態。湖南更是連年水旱，農村元氣耗盡，廣大農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農村勞力與畜力大大減少，生產急劇衰落。據1946年國民政府統計，湖南荒地達耕地的40％。另據國民政府糧食部的統計，稻穀產量比常年產量減少三分之一以上。
土地高度集中
湖南農村第一個顯著特點，便是土地的高度集中。
中國南方的土地一般比北方集中，湖南在南方各省又較突出，比鄰近的湖北、江西集中的程度都高。根據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在湘陰和豐鄉4個保（代表濱湖區）、長沙黎託鄉4個保、益陽1個保（代表丘陵區），邵陽震中鄉3個保、益陽1個保（代表山區）的較可靠調查，農村各階層人口與土地佔有的情況，有如下表（百分比取約數，小數點以下數略去）：
階 級
地 主
富 農
中 農
貧 農
僱 農
其 他
人口百分比
3
5
30
39
10
13
土地百分比
47
13
26
7
每人佔地（畝）
19
5
2
0．2
公田百分比
8
上表統計雖較可靠，但仍只能說明湖南土地關係的一個基本趨勢。估計實際情況與此有若干差別，因地主、富農一般瞞田較多，如將土地最集中的濱湖區平均計入，則全省地主佔有土地當更多。
湖南農村中公田（官田、族田、寺田、學田等）特別多（一般估計至少在10％以上，表中8％肯定是低了的），實際上為地主階級（和部分富農）所壟斷，因此上表約佔人口3％的地主，佔有土地實達55％。據抗戰中期華北各解放區的調查，華北一般山區，地主約佔土地30％。湖北的調查材料（25個縣39個村），地主占人口約3％強，佔有土地40％左右。由此可知湖南土地集中的高度。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第二章 新區農村調查（16）
湖南各縣土地分配的情況是很不一致的。按全省範圍來說，可以分作濱湖、丘陵、山地三種地區。濱湖區域土地最集中，如最典型的湘陰，全縣地主只佔戶數2％左右，佔有土地卻達71％。湘陰和豐鄉4個保，地主占人口3％，土地佔60％以上，平均每人佔地約80畝。濱湖各縣都有所謂“洲土大王”，據國民黨湖南省政府1946年“濱湖洲土視察團”進行的很不完全的查勘，“擁有1萬至7萬畝洲土垸田者，有陳浴笙、王一華、聶士達、湯冬生、陳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