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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薄薄的小書裡面。作者沒有冗長的引證，沒有繁瑣的考訂。假如我們甘冒比擬不倫的危險，我們不妨說《女王傳》很有《史記》那幾篇名著底丰神。這一部書開啟一個新的局面，其實不是偶然的事。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國，似乎還不是提倡這一類著作的時期。英國人有那種所謂實事求是的精神，他們近世以來那種繁重的作品，一部《格蘭斯頓傳》便是數十萬字，一部《狄士萊裡傳》便是一百幾十萬字，他們底基礎堅固，任何的記載都要有來歷，任何的推論都要有根據。在這個情形之下，斯特拉哲脫去一切繁重的論證，探賾鉤玄，當然立刻使人耳目一新，奪取特有的地位。但是斯特拉哲底著作正築在那個堅固的基礎上面。儘管有許多人稱道這個寫法，但是我底愚見，倘使斯特拉哲在中國，決定不能寫成那樣的名著。中國人模仿他底寫法，只會寫成那種含譏帶諷、似小說不是小說，似史實不是史實的作品。二三十年以來的中國文壇，轉變的次數不在少處，但是還沒有養成謹嚴的風氣。稱道斯特拉哲的人雖多，誰能記得這薄薄的一冊曾經參考過七十幾種的史料？仲弓說過：“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朱熹《集註》：“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疏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這是說的政治，但是同樣也適用於文學，沒有經過謹嚴的階段，不能談到簡易；本來已經簡易了，再提倡簡易，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所以斯特拉哲儘管寫成一部名著，但是一九四三年的中國，不是提倡這個作法的時代和地點。
那麼惟有談到第三個作法了。十九世紀中期以來的作品，常常是那樣地繁瑣和冗長，但是一切都有來歷，有證據。笨重確是有些笨重，然而這是磐石，我們要求磐石堅固可靠，便不能不承認磐石底笨重。十九世紀以來的作品使人厭棄的，不是它底笨重，而是取材底不知抉擇和持論底不能中肯。在這兩點，從斯特拉哲底著作裡，我們可以得到啟示，可以學會許多的方法。莫洛亞攻擊這派底著作，認為他們抱定頌揚傳主的宗旨，因此他們所寫的作品，只是一種諛墓的文字，徒然博得遺族底歡心，而喪失文學的價值。這個議論，確然獲得我們底同情，傳記成為頌揚的文字，便喪失本身底價值，原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
中國所需要的傳記文學，看來只是一種有來歷、有證據、不忌繁瑣，不事頌揚的作品。至於取材有抉擇，持論能中肯，這是有關作者修養的事。在作者著手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抱如此的期望，但是能否達到這個目標，一切只能付之讀者底評判。孟子說過：“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力底方面，我們應當努力；巧的方面，不一定是單憑努力可以辦到的事。
作法既經採取這一種，便得確定一個傳主。我曾經說過：“任何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自己的一生。這一生的記載，在優良的傳記文學家底手裡，都可以成為優良的著作。所以在下州小邑、窮鄉僻壤中，田夫野老、痴兒怨女底生活，都是傳記文學底題目。”這是一個理想的說法，事實上還有許多必要的限制。一個平常的人物，不能引起讀者底注意，所以作者對於這樣的傳主，惟有運用細膩的文學技巧，從人格分析方面著手，使讀者對於傳主底性格，感到深切的同情，然後始能瞭解世界上任何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不過我們所能細密認識的，只有最有限的幾個人，假如眼前不是替他們作傳的時候，在這方面，實際便無從著手。在西方文學裡面，平常人物底傳記，還是非常地寥落，這是一個理由。
因此，只能從偉大人物著手。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正是我徬徨不定的時候。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不在少數，但是在著手的時候，許多困難來了。有的人偉大了，但是他底偉大的場所不一定為我所瞭解。有的人底偉大是我所瞭解的，但是資料方面，不是少到無從探取，便是多到無從收拾。抗戰期間的圖書館，內部底損失和空虛，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抗戰期間的書生，生活底艱苦和睏乏，也是盡人皆知的事實。所以在擇取傳主的時候，更有許多顧慮。其次，在下筆的時候，還得考慮寫作中的困難。傳主底時代太遠了，我們對於他底生活，永遠感覺到一層隔膜；太近了，我們又常常因為生長在他底影響下面，對於他底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認識。那一個秋天，我因為傳主底選擇，經過不少的痛苦。
最後才決定了張居正。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雖多，但是象居正那樣劃時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