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大大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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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復。經過相當時期以後，兵部尚書陳經議復，認為築邊、復套，都不容易，比較起來，復套更是困難。他說：“夫欲率數萬之眾，賚五十日之糧，深入險遠艱阻之域，以驅數十年盤據之兵，談何容易。”這是審慎，但是審慎之中，只看到因循。世宗下詔斥責兵部，同時策勵曾銑道：“寇據河套，為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隘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邊臣無分主憂者。今銑能倡復套之謀，甚見壯猷，本兵乃久之始復，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銑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算。若邊境千里沙漠，與宣大地異，但可就要害修築，兵部其發銀三十萬兩與銑，聽其修邊餉兵造器，便宜排程支用，備明年防禦計。”這一道詔書，正是夏言底手擬。

夏言底岳父蘇綱，也是江都人，因此常在夏言那裡，稱道曾銑，首輔與邊臣同心，要立千載一時之功。嘉靖二十六年五月，正在張居正中進士兩個月以後，曾銑再在陝西發動戰事，這只是一個小小的接觸，一切正在做大舉底準備。十一月曾銑連同陝西巡撫、延綏巡撫、寧夏巡撫，以及三邊總兵上疏，決定收復河套。世宗還是說“卿等既已詳酌，即會同多官，協忠抒謀，以圖廓清”。夏言、曾銑都準備立功。

但是暴風雨來了。嚴嵩痛恨夏言，正在伺候機會，忽然一天世宗手詔輔臣：“今逐套賊，師果有名否？兵食果有餘，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如生民荼毒何？”這是猶豫，猶豫底後面便是動搖。機會畢竟來了。嚴嵩是不會放過機會的，他立刻說河套決不可復。夏言質問嚴嵩為什麼不早說，要是有異議，就不應當遲到現在。在夏言盛氣凌人底習慣裡，這是常事。但是世宗底個性，比夏言還要強，於是從夏言和嚴嵩底對立，突變為世宗和夏言底對立。嚴嵩再上疏認為曾銑開邊啟釁，誤國大計；夏言表裡雷同，淆亂國事。皇帝底暴怒，是沒有限制的。二十七年正月夏言罷職，一面逮捕曾銑入京，政府官吏主張復套者一概罰俸。最後曾銑竟因交結近侍底罪名棄市，夏言則因為蘇綱和曾銑同鄉的關係，被誣為由蘇綱居間，受曾銑贓賄，也在十月間棄市。從此河套永遠受著韃靼騎士底蹂躪，卻葬送了一個內閣大學土，一個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嚴嵩復為首輔，再在那半清客、半權臣底局面下，維持十五年的政權。

明代的翰林院，是政治演進的結果，對於整個政治，發生重大的影響。翰林院的新科進士，對於實際的政治，不負任何職任，只是在優閒的歲月裡，給自己以充分的修養。這裡大部分人士，是在研討詩文，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士，在那裡研討朝章國故。文學的人才，政治的人才，都在翰林院培養。假使我們對於明代的文學，給以一種正確的估價，我們不能不承認翰林院底成績，同樣地，假使我們對於明代的政治，要是仔細考察為什麼在許多昏君庸主下面，還能維持二百七十餘年的存在，我們對於明代的翰林院，也不能不寄以同情。在張居正入翰林院的時候，多數的進士們，正在討論怎樣做西漢的文章，和盛唐的詩句，但是居正底注意力，卻集中到實用上面。居正底目光，似已遠遠地看到二十年以後的將來。

在夏言和嚴嵩底鬥爭裡，一個新科進士是沒有地位的，等到居正對於當時的時局有了些微的認識，夏言已經失敗了。居正和嚴嵩底關係怎樣，我們沒有切實的把握；但是內閣大學士，是翰林院的長官，在翰林院設內閣公座，而且一切公務行移，皆用翰林院印；所以內閣、翰林稱為同官，事實上居正和嚴嵩是不會不發生關係的。文集中《聖壽無疆頌》，《得道長生頌》，以及奏疏中《代謝賜御製答輔臣賀雪吟疏》，這一類的文章，固然是代嚴嵩做的，沒有疑問；就是在嚴嵩失敗以後，分宜縣知縣替他經營葬事，居正給他說：“聞故相嚴公已葬，公陰德及於枯骨矣；使死而知也，當何如其為報哉？”（書牘一《與分宜尹》）可見居正和嚴嵩，是有相當的感情。不斷的政治鬥爭裡，居正在那裡揣摹著：他知道在怎樣的環境裡，應當怎樣維護自己。他也知道，在學習的期間，應當怎樣地從容緩進。他和蝸牛一樣，正在或左或右地，伸出觸角，尋覓政治上的支援。

在吉囊盤據河套、隨時領導韃靼騎士向陝西出擊的時候，他底兄弟俺答也正在北部和東北部不斷地進攻。嘉靖二十七年八月，俺答進犯大同，九月進犯宣府，深入永寧、懷來。這時夏言、曾銑久已罷職了，嚴嵩在世宗面前，指出俺答底進攻，完全是夏言、曾銑計劃收復河套的結果，再給與世宗以一種新的刺激。其後二人底被殺，便在九月間決定了。二十八年二月，俺答大舉入侵，進略大同，直抵懷來。總兵周尚文率兵萬人，和俺答大戰；宣大總督翁萬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