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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聞此言，勢必聽從。即彼不從，我常持此以責讓之，使曲在彼，則我之威信，亦無所失。量此么麼幹得甚事！今板升之人如此輩者，何啻千萬，即索之而不得，亦惡足為輕重乎？彼雖犬羊，亦不可欺。用術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誑我矣。（同卷《答山西崔巡撫計納叛招降之策》）
居正對於俺答，完全是一邊開誠，一邊佈置，因此在威德兼濟的形態下面，俺答和明朝，永遠處在和平相安的地位。至於他對整個韃靼的形勢，還是抱定分化的政策。他和方逢時說：“大約虜情，只要渙之，無令得合而已。”（書牘八《答薊遼總督方金湖》）萬曆四年，俺答和察罕鬧反了，居正便說：“近聞虜酋與察罕，構隙日深，此正吾用奇之日，使之禍結而不可解，則薊遼之間，可以安枕，而西鎮之貢市愈堅矣。宜多方以間之，他日奇功偉績，必為公所收矣。”（同卷《答方金湖》）總之韃靼部落愈加分散，每一部分底力量便愈加薄弱，而對於朝廷的依賴便愈加深刻。這是這一個時期中居正對外的政策。在執行這個政策的時候，他甚至吩咐沿邊督撫，遇到俺答和其他部落發生戰禍的時候，給他假道的便宜。（見書牘九《答甘肅巡撫侯掖川計套虜》）
居正感到棘手的，還是遼東。這方面的土蠻和中國處在敵對的地位，他們隨時可以聯絡俺答的部下，但是在韃靼可以併成大幫，進擊遼東的時候，薊鎮和遼東，因為三衛所隔，始終不能呵成一氣，這是地形上的劣勢。因此萬曆四、五年間，居正底目光，完全集中到遼東。他在隆慶初年注重薊鎮，隆慶中年注重宣大，現在注重遼東，一切都是時局底結果。在注意到遼東的時候，遼東巡撫張學顏，遼東總兵李成梁，都成為心目中的人物。他和學顏說：
辱示虜情，俱悉。公所以應之者，誠為得策矣。今全虜之禍，鹹中於遼，連歲彼雖被創，我之士馬，物故亦不少矣。彼既憤恥，必欲一逞，今秋之事，殊為可虞。昨已屬意本兵，於貴鎮兵食，比他鎮尤當留意。臨期若的知虜賊所向，當令薊人助守寧前，使公等得專備東方。如犯寧前，則東西夾擊。再一創之，則彼破膽而不敢東窺矣。公幸時時喻意李帥，大將貴能勇能怯，見可知難，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慎之。為國任事之臣，僕視之如子弟，既獎率之，又寶愛之，惟恐傷也。惟公垂亮焉。（書牘八《答總督張心齋計戰守邊將》。按題銜誤。）
居正對於韃靼的政策，有利誘，也有威脅。在鬥爭的狀態中，朝廷有的是大將和邊牆，進可以攻，退可以守；這是威脅。朝廷有的是韃靼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資，在和平的狀態下，可以互市；韃靼以剩餘的馬匹，換取必需的物資，博得絕大的利益；這是利誘。俺答和河套韃靼在這個狀態中屈服了。但是遼東邊外的土蠻採取一種和俺答相反的政策。他們也要開市，但是不肯屈服。他們有弓矢和其他的武器，要憑他們底武力，壓迫朝廷開市。這不是居正受得了的。為什麼要開源節流，練兵籌餉呢？居正不但準備抵抗，而且準備隨時出擊。這是他對們士蠻的政策。也就是他重用李成梁的由來。不過他對於武人，儘管重視，只是親如子弟，和思宗以後那種尊如父兄的態度，根本上便不同。在尊如父兄的時代，便談不上指揮；當一一國底武人，不聽指揮的時候，這個國家已經走上亡國的路線。
居正對付土蠻的主張，在萬曆五年上半年他給張學顏的信裡可以看到：
西虜俺答之求貢，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敢許。然當其時，廟堂失策，制御乖方，雖許之，固未如今日之款順也。比以那吉來降，歸之以禮，彼遂感思慕義，執我叛人，復申前款，我乃因而許之，蓋機緣湊合，名義正大。故當時紛紛之議，皆以為不可許，僕獨以為可，皆以盟約為不久，僕獨保其無他，蓋度彼既感吾放麂之恩，而又適愜其平生之願，芳餌入口，不能自脫。夫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今東虜於我，非有平生懇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納降之事也，非有執叛謝過之誠也，侵盜我內地，虔劉我人民，其迫脅無禮如此，堂堂天朝，何畏於彼而曲徇之乎！且西虜以求之懇而後得之，故每自挾以為重：今若輕許於東，則彼亦將忽而狎視之，他日且別有請乞以厚要於我，啟釁渝盟，必自此始，是威褻於東而惠竭於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難之，以深約其欲，而益堅西虜之心。異日者，東虜之敢大舉深入，以西虜為之助也。今東虜有求而不獲，則西虜以我之重之也，亦挾厚賞以自重，必不從東虜矣。虜不得西虜之助，則嫌隙愈構而其勢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縱彼侵盜，必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