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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最高道德原則的存在，中國古代對於自然民族的劃分，也沒有明顯的利益前提，其他民族只要接受共同的道德原則，就可以成為一家人，在利益方面沒有任何歧視。與此同時，如果因為客觀原因，造成新的〃自然民族〃，如由於遷徙和交通不便而造成的〃客家人〃，雖然也與當地人形成一定程度上的利益衝突，但是，在共同的道德原則下，衝突和糾紛不至於你死我活，不共戴天，〃客家人〃漸漸都與當地人融合在一起。可以說，中國古代社會在合理的道德原則統領下，將利益的衝突儘量化解到最低程度。因此，不論對內還是對外，中國古代社會都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很少用利益標準設定人為的障礙。這一傳統的改變，是在西方人進入中國之後。
對於義和團運動，人們有很多種解讀。最常見的就是來自西方社會的解讀，他們將義和團視為狹隘、愚昧的民族主義，因而持全盤否定的態度。西方人對義和團得出這樣的結論並不奇怪，因為義和團的反抗目標，清晰無比地對準了洋人。由於洋人自認為代表先進文明和絕對正確，那麼，反抗洋人就等於反抗先進文明和絕對真理。從結果上看，只有死路一條。然而，如果我們站在中國的立場，並採用與西方同樣的國家利益標準，再來看待義和團，我們就會看到它的合理性。19世紀後半期，中國遭受了一系列來自西方的欺凌，受欺負遭受嚴重損失的中國人，形成了一個利益被嚴重損害的共同體。當進入中國的西方人以他們的利益原則顛覆了中國的道德原則，這個利益受損共同體看不到改善的希望。在過去，他們可以呼籲青天，甚至可以示威造反，透過捍衛道德原則，來保障他們的利益。而當洋人操縱了整個中國，上述一切手段都失效了。當我們意識到在中國的西方人還擁有〃治外法權〃的時候，我們就會知道，那個時候的中國人是多麼無助。 txt小說上傳分享
美國媒體，比我們更“愛國”（5）
靠清朝政府已經不可能實現保障他們利益的目標，他們只有靠自己。自己行動起來，保護自己的利益，這是一個符合西方標準的天經地義的行為。因此，1900年出現的義和團，實際上是在西方利益至上原則摧毀中國道德原則之後的結果，是在西方民族主義的刺激下產生的中國較早的現代民族主義精神。而且，這一中國較早出現的民族主義，從一開始就與國家利益結合在一起，從而提出了〃扶清滅洋〃的口號。
前文講到工業化對主權民族的塑造時，提到這樣一個觀點，越是利益趨於一致的群體，越是容易產生*的呼聲。因此，當廣大中國人，因受到西方的欺凌而成為一個利益一致的受害共同體時，聯手反抗就是*的必然。義和團實際上就是中國人面對缺乏道德的西方人而出現的*革命。我們承認，義和團的手段比較天真，思維比較幼稚，但是，他們的要求天經地義。從個人主義和天賦*的角度說，這是他們不可剝奪的個*利。我們應該清楚地看到，義和團運動是在西方利益原則剝奪中國利益時，由中國百姓發出的保護自己利益的聲音。雖然這一民族主義的熱情還比較幼稚，但是，它的意義應該被肯定。批判義和團的人，如果不是外國人，他們能否告訴我們，除了反抗，還有什麼選擇？
義和團運動失敗後不久，1902年，梁啟超第一次明確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與此同時，〃中國〃的概念也浮出水面。此後數年間，梁啟超、楊度、章太炎等人多次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但上述諸人提出的〃中華民族〃都是指漢族。孫中山當年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目標，也是受同一思潮的影響。今天來看，這一思潮的依據，確實是在自然民族基礎上的狹隘民族主義。
辛亥革命後，黃興等人很快意識到，以自然民族構建的國家利益非常狹隘，於是，〃中華民族〃變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存概念，民國時期的一首國歌也以〃五族〃為號召。一些有先見之明的地方官員，也以地方法規的方式，禁止商人和官文中出現〃大漢〃的字樣。1917年，李大釗針對日本人提出的以日本民族為中心的〃大亞細亞主義〃，明確提出〃新中華民族主義〃的自覺，從理論上將〃中華民族〃涵蓋到國境內的所有民族。此後不久，〃五四運動〃爆發，知識分子闡述的〃中華民族〃和〃中國〃的概念深入人心，成為中國人自我認同的符號。〃五四運動〃後不久，梁啟超將〃中華民族〃的概念擴大為所有民族的共同體。他還富有遠見地指出，西方社會自大航海以來，各國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民族主義，因此，要保衛中國不亡，要保衛中華民族不成為亡國奴，只有推行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