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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有所難。此意不妨與日本當機要人明言之，將來皇上覆位，日本於三省
取得之權，尚須讓步方易辦理。……
這是一九二八年我收到的一份奏摺中的一段。這段話代表了張園裡多數人的想法，也是我經過多年的活動後，日益信服的結論。
前面已經說過，我自從進了北府，得到了日本人的“關懷”以來，就對日本人有了某些信賴。我在日本公使館裡住了些日子，到了天津之後，我一天比一天更相信，日本人是我將來複闢的第一個外援力量。
我到天津的第一年，日本總領事古田茂曾請我參觀了一次日本僑民小學。在我往返的路上，日本小學生手持紙旗，夾道向我歡呼萬歲。這個場面使我熱淚滿眶，感嘆不已。當軍閥內戰的戰火燒到了天津的邊緣，租界上的各國駐軍組織了聯軍，聲言要對付敢於走近租界的國民軍的時候，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小泉六一中將特意來到張園，向我報告說：“請宣統帝放心，我們決不讓中國兵進租界一步。”我聽了，大為得意。
每逢新年或我的壽辰，日本的領事官和軍隊的將住們必定到我這裡來祝賀。到了日本“天長節”，還要約我去參觀閱兵典禮。記得有一次“天長節”閱兵，日本軍司令官植田謙古邀請了日租界不少高階寓公，如曹汝霖、陸宗輿、靳雲鵬等人都去了。我到場時，植田司令官特意騎馬過來行致敬禮。當閱兵完畢，我們這些中國客人湊在一起，竟然隨著日本人同聲高呼“天皇萬歲”。
日軍司令部經常有一位住級參謀來給我講說時事，多年來十分認真，有時還帶來專門繪製的圖表等物。第一個來講的大概是名叫河邊的參謀，他調走之後繼續來講的是金子定一，接金子的是後來在偽滿當我的“御用掛”的吉岡安直。這個人在偽滿與我相處十年，後面我要用專門的一節來談他。
日軍參謀講說的時事，主要是內戰形勢，在講解中經常出現這樣的分析：“中國的混亂，根本在於群龍無首，沒有了皇帝。”並由此談到日本的天皇制的優越性，談到中國的“民心”惟有“宣統帝”才能收拾。中國軍隊的腐敗無力是不可或缺的話題，自然也要用日本皇軍做對比。記得濟南慘案發生後，吉岡安直至少用了一個小時來向我描述蔣介石軍隊的無能。日本佈告的抄件，就是那次他給我拿來的。這些講話加上歷次檢閱日軍時獲得的印象，使我深信日本軍隊的強大，深信日本軍人對我的支援。
有一次我到白河邊上去遊逛，眺望停在河中心的日本兵艦。不知兵艦艦長怎麼知道的，突然親自來到岸上，虔敬地邀請我到他的艦上參觀。到了艦上，日本海軍將校列隊向我致敬。這次由於倉猝間雙方都沒有準備翻譯，我們用筆談了一陣。這條兵艦艦名“藤”，船長姓蒲田。我回來之後，蒲田和一些軍官向我回訪，我應他的請求送了他一張簽名照片，他表示這是他的極大的榮幸。從這件事情上，我覺得日本人是從心眼裡對我尊敬的。我拉攏軍閥、收買政客、任用客卿全不見效之後，日本人在我的心裡的位置，就更加重要了。
起初，“日本人”三個字在我心裡是一個整體。這當然不包括日本的老百姓，而是日本公使館、天津日本總領事館和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部裡的日本人，以及和羅振玉、升允來往的那些非文非武的日本浪人。我把他們看成整體，是因為他們同樣地“保護”我，把我當做一個“皇帝”來看待，同樣地鄙夷民國，稱頌大清，在我最初提出要出洋赴日的時候，他們都同樣地表示願意贊助。一九二七年，我由於害怕北伐軍的逼近，一度接受羅振玉勸告，決定赴日。經過日本總領事的接洽，日本總領事館向國內請示，田中內閣表示了歡迎，並決定按對待君主之禮來接待我。據羅振玉說，日本軍部方面已準備用軍隊保護我啟程。只是由於形勢的緩和，也由於陳寶琛、鄭孝胥的聯合勸阻，未能成行。後來，南京的國民黨政府成立了，官方的“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之類的口號消失了，我逐漸發現，儘管日本人的“尊敬”、“保護”仍然未變，但是在我出洋之類的問題上，他們的態度卻有了分歧。這種分歧甚至達到了令我十分憤慨的程度。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有一天羅振玉向我說：“雖然日租界比較安全，但究竟是魚龍混雜。據日本司令部說，革命黨（這是一直保留在張園裡的對於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籠統稱呼）的便衣（這是對於秘密工作者的稱呼，而且按他們解釋，都是帶有武器的）混進來了不少，聖駕的安全，頗為可慮。依臣所見，仍以暫行東幸為宜，不妨先到旅順。恭親王在那邊有了妥善籌備，日本軍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