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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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們這樣出身的人，跟日本帝國主義的關係是深遠的，在思想感情上還可能有些藕斷絲連。你跟日本人的關係不比我們淺，別人都談到了這個問題，你怎麼一點沒談？難道你就沒有嗎？”

“我對日本人只有痛恨，沒什麼感情可言，我跟你們不一樣。”

我的話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有人說：“你為什麼這樣不虛心？你是不是還以為比人高一等？”有人說：“你現在是什麼感情？難道你比誰都進步？”有的人舉出許多過去的例子，如我去日本作的詩，我扶日本皇太后上臺階等等，說明我當時比誰都感激日本人，現在卻全不承認，令人難以置信。我回答說，我過去與日本人是互相利用，根本不是有感情；我並非看不起在座的人，只是直話直說。這番解釋，並沒有人同意。後來，當我談到逃亡大栗子溝心中懼怕的情形，有人問我：

“日本人要送你去東京，先給你匯走了三億日圓準備著，你不感激日本帝國主義嗎？”

“三億日圓？”我詫異起來，“我不知道什麼三億日圓！”

其實，這不是一件多大的問題。日本關東軍從偽滿國庫裡提走了最後的準備金，對外宣稱是給“滿洲國皇帝”運到日本去的。這筆錢我連一分錢都沒看見過，別人都知道這件事，井不當做我的罪行，不過是想了解一下我當時的思想感情而已。我如果能夠冷靜地回憶一下，或者虛心地向別人打聽一下，我會想起來的，但是我並沒有這樣做，而是非常自信、非常堅決地宣稱：“我根本不知道這回事！”

“不知道？”許多知道這回事的人都叫起來了，“這是張景惠和武部六藏經手的事，張景惠這才死，你就不認賬啦？”又有人問我：“你在認罪時難道沒寫這事嗎？”我說沒有，他們就更驚異了：“這件事誰不知道呀！”“這可不是三百三千，這是三億呀！”

到了晚上，我這才認真地回憶了一下。這一想，我忽然想起來了。在大栗子溝時，熙洽和我說過，關東軍把偽滿銀行的黃金全弄走了，說是給我去日本準備日後生活用的。這一定就是那三億日元了。那時我正擔心生命的危險，竟沒把這回事放在心裡。第二天，我又向別人問過，確實是這回事，因此在小組會上向大家說了。

“你從前為什麼隱瞞呢？”幾個人一齊問。

“誰隱瞞？我本來就是忘了！”

“現在還說忘了？”

“現在想起來了。”

“怎麼從前想不起來？”

“忘了就是忘了！不是也有忘事的時候嗎？”

這一句話，引起了難以應付的議論：

“時間越久越記得起，越近倒越忘，這真奇怪。”“原來明明是有顧慮，卻不敢承認。”“毫無認錯的勇氣，怎麼改造？”“沒有人相信你的話。政府保險再不上你的當。”“你太喜歡狡辯了，太愛撒謊了！”“這樣不老實的人，能改造嗎？”……

我越辯論，大家越不信，我想這可麻煩了，人人都認為我在堅持錯誤，堅持說謊了，如果反映到所方去，眾口一詞，所方還能相信我說的嗎？腦子裡這樣一想，活像有了鬼似的，馬上昏了頭。我本來沒有他們所說的顧慮，現在卻真的有了顧慮。“以曾子之賢，曾母之信，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想起這個故事，我失掉了所有的勇氣，於是我的舊病發作了——只要能安全地逃過這個難關，什麼原則都不要了。不是檢討一下就可以混過去嗎？好，我承認：我從前是由於顧慮到政府懲辦，沒有敢交代，現在經大家一說，這才沒有顧慮了。

三億元的事固然是真的忘了，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卻正好把我靈魂深處的東西暴露了出來。

以後小組裡再沒有人對我的問題發生興趣了，可是我自己卻無法從腦子裡把這件事拋開。我越想越不安，覺得事情越糟。明明是忘了，卻給說成是隱瞞；我害怕政府說我不老實，偏偏又不老實，說了假話。這件事成了我的心病，我又自作自受地遇到了折磨。

在從前，我心中充滿了疑懼，把所方人員每件舉動都看成包含敵意的時候，我總被死刑的恐懼所折磨。現在，我明白了政府不但不想叫我死，而且扶植我做人，我心中充滿了希望，不想又遇到了另一種折磨。越是受到所方人員的鼓勵，這種折磨越是厲害。

有一天，看守員告訴我，所長找我去談話。我當時以為一定是問我那三億日元的事。我估計所長可能很惱火，惱我受到如此待遇，卻仍舊隱瞞罪行不說。如果是這樣，我真不知怎樣辦才好。但同時也另有一種可能，就是所長會高興，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