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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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用自己佩戴的手槍射擊，後來又使用傷員的步槍。“我雖不能確切地知道，但我覺得射中了4個敵人。”後來英國援軍趕來了，丘吉爾和這支分遣隊才脫離危險。此時，英軍已死傷150餘人。最後，經過60多個小時的跋涉，他們才爬上火車，回到英軍老巢。丘吉爾本人則幸運地未受任何損傷。

對於戰爭的危險和嚴酷，丘吉爾當然十分清楚地知道，但他毫不畏懼地主動尋求機會投身於其中，絕不是頭腦簡單的魯莽行為，而是抱有明確目的的同命運之神的賭博，是為了達到今後更高的人生目標，贏得榮譽和名聲所下的鉅額賭注。

他在給母親的信中毫無隱晦地表達出這種想法：

“我騎上灰白色的小馬，沿著散兵線行進，而敵人卻匍伏隱蔽在那裡。這或許是愚蠢的，但我下了鉅額賭注，好讓人們看到，再也沒有比這更為勇敢或更有氣魄的行動了。倘若失去了觀眾，事情就會變成另一個樣子。”

丘吉爾的勇敢得到了賓登·布拉德將軍的充分讚賞。這位將軍在給丘吉爾的上司，第四驃騎兵團團長布拉巴松上校的信中說，這位年輕的記者“幹起來一個人能頂兩個普通的中尉軍官”。他並要求將丘吉爾派往急需軍官的第31旁遮普印度步兵團任職。但是由於印度陸軍司令部不同意這一從班加羅爾調往印度邊境地區的調動，不久，丘吉爾就接到重返班加羅爾的命令，回到了第四驃騎兵團。

丘吉爾對於自己在戰地採訪中的表現自感相當滿意，在給母親的信中他自信十足地說：“在採取行動這方面，我還沒發現過比我更強的人。”當他得知，軍方已決定授予他一枚勳章以及“我想得到的兩個勳標”，又聽說賓登·布拉德將軍在戰報上點名表揚了他之後，他更感興奮，對自己的勇敢有了更充分的自信。

在戰鬥間隙，丘吉爾抓緊時間給倫敦《每日電訊報》和印度《加爾各答先驅報》撰寫了大量稿件。在這些戰地報道中，丘吉爾站在英國軍方的立場上，處理得頗有分寸。一方面，他以流暢的筆調，十分生動地描述了他曾親眼目睹並投身於其中的戰鬥場面，及時為讀者提供了有關英印部隊軍事行動的新聞報道；另一方面，他有意地迴避了一些事實。他沒有報道英印軍隊受挫潰退，以及落入敵手的傷員遭受駭人聽聞的折磨的詳情；不願透露起義者落入英印軍隊手中也被“毫不遲疑地予以殺害”的情況；也未向廣大讀者洩露英軍在鎮壓起義邊民的部隊中配備了達姆開花彈的事實。他曾私下談到過：“說起這種槍彈的炸裂效果，那真是令人心驚膽顫。”之所以如此處理，除了他自己身為英國軍官這一點外，他還得顧及同意他參於此次軍事行動並使他贏得榮譽的布拉德將軍，但以後他在私下裡曾多次向自己的親朋好友談到事實真相，並從心底裡對之感到極端厭惡。

還有一點使丘吉爾感到不快的是，這些報道在倫敦《每日電訊報》發表時，僅署名為“一個年輕軍官”，而未署上丘吉爾的大名。這是他母親與倫敦的朋友們商議後未經丘吉爾同意就決定的。因為他們擔心，丘吉爾在報道中仍然免不了就英印軍事行動論及英國戰略和政治問題，免不了說些使他的上司不滿的話，這可能使丘吉爾在軍隊中陷入嚴重困境。但這種做法與丘吉爾想在“選民面前揚揚名”的熱切渴望顯然是背道而馳的。這些報道當時在英國國內引起了讀者的廣泛關注，但誰都不知道“一個年輕軍官”就是丘吉爾。

為了彌補這一缺憾，丘吉爾產生了在已於《每日電訊報》和《加爾各答先驅報》發表的戰地通訊的基礎上著書出版的想法。他利用戰時收集到的材料，試圖“造一個小小的文庫”，僅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就寫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馬拉坎德野戰軍紀實》。

他將手稿寄往倫敦，請母親代為聯絡出版社。1898年春，英國朗曼公司出版了這本書。由於丘吉爾遠在印度，不能親自來看校樣，他透過母親聘請她的妹夫莫爾頓·弗雷溫代勞。但是這位先生的文學修養太差，他在審閱例證、修改詞句和標點符號的過程中。改正的錯誤還沒有他增加的錯誤多。以至於英國文學協會的評論說：“這本書在風格上，就好像是迪斯雷利寫的書讓一個當印刷工的狂妄讀者進行了修改似的。”這當然也有批評丘吉爾本人的成份在內。但總的說來，這本書還是得到了大多數評論家的好評，認為書中許多地方頗類當年倫道夫·丘吉爾的風格。《泰晤士報》評論說：“這位年輕作者所顯示的直截了當的筆鋒，毫不猶豫的坦率精神和幽默感，將被認為是一個家學淵源在起作用的明顯例證。”《旁觀者》雜誌認為，本書作者顯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