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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植物人妨礙著人們（譬如植物人的親屬）的精神的全面實現，使他們陷於（很可能是漫長的）痛苦，並毫無意義地爭奪他們的物質財富，這難道是人道嗎？當然不。
總之，人為地結束植物人的生命無疑是人道的。至於如何甄別植物人，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技術問題，技術的不完善只說明應該加緊研究，並不說明其他。
真正值得探討的是（符合前述定義的）“安樂死”是否人道，是否應該施行？
譬如，一個人到了癌症晚期，雖然他還有意識，但這意識剛夠他受盡精神和肉體的折磨，除此之外他只是在等死，完全無望繼續創造生活和享受生活了。這時候他有沒有權利要求提前死去？醫生和法律應不應該幫助他實現這最後的願望？我說他有這個權利，醫生和法律也應該幫助他實現這一願望。反對這樣做的唯一似乎站得住腳的理由是：醫學是不斷發展的，什麼人也不能斷定，今天不能治癒的疾病在今後也不能治癒。保證他存活，是等待救治他的機會到來的最重要前提；而且只有這樣才能促進醫學的發展而造福於後人。但是首先，如果醫學的發展竟以一個無辜者的巨大痛苦為前提，並且不顧他自己的權利與願望，這又與法西斯拿人來做試驗有什麼兩樣呢？法西斯的上述行為不是也使醫學有過發展嗎？看來，以促進醫學發展為由反對安樂死是站不住腳的，這是捨本求末，丟棄了醫學的最高原則人道主義。況且，醫學新技術完全可以靠動物試驗而得以發展，只有在這新技術接近完善之時才能用之於人，絕不可想象讓一個身患絕症的瀕死的人受盡折磨，而只是為了等待一項八字還沒一撇的醫學新技術。其次，醫學的發展確實是難以預料的，有時一個偶然的機會也許就能使絕症出現轉機。這又怎麼辦呢？一邊是百分之九十九的無可救藥，一邊是百分之一的對偶然的企盼。我想，所以安樂死的施行第一要緊的是尊重患者本人的意願。科學不能以偶然為依據，但科學承認偶然的存在。醫生把情況向患者講明，之後，患者的意願就是上帝，他寧願等待偶然或寧願不等待偶然，我們都該聽命於他。當然，如果他甘願忍受痛苦而為醫學的發展做出貢獻，他理應受到人們加倍的尊敬。但這絕不等於說別人可以強迫他這樣做。
另外我想，安樂死的施行，會逼迫人們更注重疾病的早期防治與研究。如果能把維持無望治癒者暫時存活的人力物力，用於早期患者的防治上，效果肯定會更好。
據說，發生過極少數“植物人”甦醒的病例。但這除了說明有極少數誤診之外還能說明什麼呢？一項正確的措施顯然不能因為極少數例外或失誤而取消，因噎廢食差不多是最愚蠢的行為。難道我們真要看到盒中的每一根火柴都能划著，才敢相信這是一盒值得買下來的火柴嗎？倘如此，人類將無所作為，只配等死，因為現行的很多診斷和治療方法，都有著被科學和法律所允許的致死率。甚至在交通事故如此頻繁發生的今天，也沒有哪個正常人想到要把自己鎖在家裡。
“只要是生命，就應該無條件地讓它存活下去，這才人道。這才體現出一個社會的進步程度。”這樣的觀點就更糊塗，糊塗到竟未弄清人與某種被飼養物的區別。人是不能無條件活著的，譬如，不能沒有尊嚴。人也是不能允許其他東西無條件地活著，譬如，當老鼠掠奪你的口糧的時候。而且我們倡導人道，並不是為了體現出社會的進步，而是為了所有的人生活得更美好，如果人道主義日益發達，人們生活得日益美好，那麼體不體現出社會的進步就不是一件需要焦慮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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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樂死斷想（2）
“重殘”、“嚴重缺陷”、“智力缺陷”、“畸形兒”，就施行安樂死來說，這些都不是嚴格的標準。我想，無論有何種殘疾或缺陷，只要其喪失了創造生活的能力（譬如完全不能動也不能說話的人），或喪失了享受生活的能力（譬如徹底的白痴和植物人），那麼，他就有權享受安樂死，人為地終止其生命就都是人道的。但是，一個雖無創造生活的能力但還有享受生活能力的人，只要他願意，他就有繼續生存的權利，社會也就有贍養他的義務。（享受生活，是指能夠從生活中獲取幸福和快樂，而不是指單能吃喝拉撒睡卻對此毫無感受者。）
對初生的重殘兒童怎麼辦？一個無辜的兒童來到這世界上，而且他註定要有一個比常人百倍嚴酷的人生，對於這樣的兒童我們應該為他們做些什麼？我覺得對他們施行安樂死的標準應該放得更寬些，我們何必不讓這些註定要備受折磨的靈魂回去，而讓一些更幸運的孩子來呢？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