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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日子，奶奶始終覺得對不起我爸爸，爸爸的姐妹至今非常感謝我爸。可以說，是我爸爸保護了全家五口人（雖然我爸爸後來也變成了酒鬼，我母親，還有弟弟、妹妹從小為爸爸喝酒所困擾，只是他不暴力，喝醉酒就睡過去）。奶奶53歲時去世，去世的原因聽父親說是癌症。得不得癌症在某種程度上和運氣有關，沒法控制。在日本有個說法，“今天是兩個人當中一個人得癌症的時代，而且癌症是遺傳的”。
去年（2009年）年底，爺爺也去世了，享年85歲。死亡的原因同樣是癌症。他臨走之前，我回國陪他過了三天四夜，我回北京後，他就走了。對爺爺，我的感覺與奶奶不一樣，我沒見過奶奶，卻繼承了她對生命的渴望；我從小與爺爺相處，也親眼目睹過他施行暴力的場面，說實話，心情比較複雜。但這不妨礙在他走之前，我們好好聊天，我給他做飯，喂他吃飯，我在身邊，他食慾有所恢復，很高興、很安心的樣子。畢竟是爺爺和孫子的關係，血緣關係使我們無法分割。由於我在北京很忙，沒能參加爺爺的“葬式”，但我們都不會感到遺憾的。就像“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情”似的，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獨一無二的任務。盲目同情，為對方傷心而忽視自己該做的事情，是錯誤的，客觀上也無法幫助臨走的人，也不可能有利於你成長。還是那句話，該發生的總會發生，想躲都躲不了，我就做好該做的。希望我的人生，也是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我小時候一直是跟姥姥一起過的，我下面有一個比我小一歲的弟弟和一個小四歲的妹妹，因為孩子多，媽媽就沒時間照顧我，不是願不願意，而是沒辦法。我很喜歡姥姥。聽她說，我是三個外孫中最調皮的，從小是不怕一切、敢說敢做的人。到了超市順手拿東西不結賬，欺負弟弟，打架，在公共場所摸摸年輕女性的某某部位之類的事沒少幹。晚上不睡覺，姥姥就抱著我到外面散散步，兜兜風。白天使勁玩兒，疲憊不堪的我自然就睡著了，晚上又有了精神，真拿我沒辦法。
別輕易以為有明天（4）
姥姥也跟我說：“嘉一從小就是個相當聰明的孩子，我教你一句，馬上就能記下來。很小的時候，你就記得家裡每件衣服是歸誰的，說‘這是姥姥的’‘那是姥爺的’‘這是媽媽的’，卻從來沒有說過‘這是我的’，你從來都是關心家人的好孩子，媽媽沒吃飯，你堅決不吃，絕對不動筷子。你是我最操心、最擔心的孩子，但你一直是最善良的，最懂事的，能替別人著想的孩子。”
姥姥從小過的也是十分艱難的日子。她有五個妹妹，十歲時失去了母親，父親在外面拼命工作，養活六個女兒。姥姥每天揹著兩個最小的妹妹上小學，上初中後，每天放學後馬上回家給五個妹妹做飯，真是不可思議，難以想象。爺爺從小也過著很艱難的日子（他有八個兄弟）。現在想來，二戰前後的日本，老百姓的日子真叫窮，許多家庭裡，孩子也是營養不足，吃不飽飯。直到我父母出生的五六十年代，日本才開始逐步走出戰敗的陰影，開始迴歸國際社會。後來我學了國際關係、政治經濟，才瞭解到日本戰後的騰飛是個奇蹟，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和認可，成長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也許很快將變成世界第三），有個美國人還寫了本《日本第一》，日本人也寫了《日本可以對美國說“不”》。但我從父母那裡聽到的細節和故事都是截然相反、令人深思的。他們從小到大都過得很不容易，許多人沒能上高中和大學。我父母都是70年代末高中畢業的，後來也沒有上大學。他們都很想上，但經濟條件不允許，只能直接找工作，然後結婚成家，生孩子。這可能跟我家在農村有關係，就像今天中國的農村一樣，許多孩子不管願不願意，都無法上大學。我知道許多東京大學、京都大學、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等名校畢業的朋友的父親很有社會地位，當官，做律師、醫生、大學教授等等，他們都屬於高學歷、高收入的群體。至少我家從來不是這樣的，一直過得簡樸而艱難，從來沒有過過那種奢侈的生活，至今為止，我仍然不敢跟那些有錢的朋友——不管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出去玩兒，不敢大手大腳地消費，因為這不符合我的人生規則，考慮到長輩們艱難、勉強度過的那些日子，我就更加不敢。所以，我從來都拒絕那些高學歷、高收入群體，尤其是“*”、“富二代”們的邀請，對不起他們，我不是惡意的，也不蔑視他們的做法，我只是生理上、觀念上無法接受。
反正，農村出身的加藤家從來都是很窮的。爺爺、姥姥那一代，父母的那一代，直到我這一代。
我三歲時的某一天，姥姥帶我去看牙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