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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讓普通人也有加入統治階級的階梯，這是社會資源再分配的一個重要途徑，也是釋放社會叛逆能量的一個巨大出口。從中國農民家庭出來的孩子也有可能“入仕”並高官厚祿來說，中國普通人的機會大於美國。西方文化中人的身價等級表現為對固定資產的佔有，擁有不變資產的數量的多少，也決定了你擁有的社會權利和義務的多少。所以，搶先開發和佔有還沒有人佔有的固定資產就成了他們一代又一代人冒險的最大理由。當國內資源被全部佔有之後，那些想更多佔有資源的人就不得不走向海洋。當然，他們認可強權，就像你沒有看好門的本事，這不是我的錯一樣。但這種強盜邏輯在他們自己國家卻完全被禁止。西方法律對物權的規定是最嚴格的，就算是一頂破帽子，只要我沒說“FREE”，一旦你以為沒有人要拿了，對不起，法庭上見。中國人歷來就有“官不過三代，富不過五代”之說，改朝換代，重新洗牌，一切都可能在變化中。對固定資產的追求並不是中國人的最高理想境界，“流芳百世”才是中國人永恆的渴望。
其四，等級差別在任何一個社會都是存在的，美國也一樣，但在美國，個人能力的差別被細緻的社會分工所取代，你不行，沒有關係！幹你力所能及的事情同樣可以過得很好，實在不行，國家的福利制度會供養你。這就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優越性。你能幹，意味著你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和義務，比如，當你擁有更多的固定資產，也就意味著你必須交更多的固定資產稅，在美國發大財比在中國難多了。中國社會的權利是真正權力和利益的統一，等級差別同樣在商人階層中間存在，不斷突破自己的等級是生存和發展的可行的唯一方式，進入更高一級領域是無數人夢寐以求的生活！“中國式”生活吸引你的地方也正在於此，它不斷向你提出挑戰並給你帶來新的生活，正因如此，我才會對那些在美國獲得成功的人士還要回到中國讓他們感到不“自由”的國家表示理解，他們或許是想迎接新的挑戰。
（4）
問題再回到美國，美國人似乎都安於自己安逸的生活，那麼，美國的“精英”們又是從哪裡來的呢？他們是怎麼透過個人奮鬥誕生的呢？讓美國人徹底安於這種普通人生活的“精英”們又是如何靠這些普通人選舉出來的？在這裡，我們發現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就是美國社會存在一個壟斷的主流社會“精英”階層，他們不是普通美國人靠奮力拼搏能夠進入的，儘管法律規定出生在美國的美國公民並且年滿18週歲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你必須獲得選區或者政黨的支援下才有可能走上那個“舞臺”，而要達到這一步沒有相當的財力和人力資源是不可能的。所以，這是一種有條件的機會，當然高智商、名校身份、傳奇經歷加上基金支援都可能是條件。
因此，普通美國人“必須”滿足他們安逸的現實生活，選擇的自由只限於你想過一種什麼層次的安逸生活：一般安逸？非常安逸？相當安逸？超級安逸？這就看你的本事了。也就是說當生活的目標變得十分清晰的情況下，自由的勞動就是唯一的選擇：是少幹少得還是多幹多得？是依靠體力還是想依靠腦力？是想周遊四方還是想足不出戶？是想平平安安還是想火爆熱烈？這使我想起一位在美國生活多年的中國知識分子突然想回中國的理由，她說：在一個40歲就知道自己60歲過什麼樣生活的國家，我實在覺得生命的平淡。黑格爾曾經對自由說過一句非同凡響的話：當自由成為唯一的選擇時，自由就是枷鎖。換句話說，你必須這樣生活，別無選擇。
美國人活得自在嗎？（5）
所以，這種自由選擇的本質是要求普通人民必須勞動才能享受美國式的安逸生活，而美國政府又是透過嚴格的法律和管理來保證這一自由選擇的實施。這樣一來，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一個如此崇尚自由的國家事實上管理十分嚴格且生活規範相當嚴謹。在這樣的契約社會里，法律保證勞動成果不受他人侵犯，保證個人自由選擇生活方式而不受別人干擾。也就是說，每個人必須剋制自己的行為，不去損害這個制度，不去妨礙別人自由的生活，你就能夠成功地自由地生活。
1988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佛雷頓學院一位叫瑪格麗特的研究生來中國進行薩滿教的田野調查，當時我還在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工作，有機會和她一起工作了一段時間，分手時我問她對中國印象最深的是什麼？她回答我“中國太自由了！”大家想想，1988年！我當時完全認為她是在和我開玩笑，或者是暗諷中國，因為我們去的個別地方沒有開放，但請當地官員吃頓飯就解決問題了。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