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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方面，思考這些教訓的努力正在進行。這些反思來自布什政策的左右翼批評者，也來自具有改革意識的軍官。寬泛地說，這一努力迄今已經產生了三個明顯的結論。無論單個來看，還是整體而言，它們都顛覆了作為布什總統全球反恐戰爭基礎的冷戰後軍事錯覺。為了替換這些公認的錯覺，他們提出了新的學說，但同樣是誤入歧途。到現在為止，從美國“9？11”之後軍事經驗中吸取的教訓都是錯誤的。
第一個教訓是：武裝力量，尤其是陸軍，必須認識到伊拉克和阿富汗帶來的挑戰不僅決定了軍隊的現在，也塑造了軍隊的未來，即某些狂熱者津津樂道的“下一場戰爭”。發現叛亂分子、國家建設、培訓和指導“駐在國”軍隊、人口安全與控制、贏取人心，這些都將是工作重點，在未來數十年，在整個*世界，都將讓美國軍隊忙亂不已。
短暫干預並取得決定性勝利不再適用，長時間駐軍將成為常態。像1991年“沙漠風暴行動”一樣的大規模常規衝突的可能性被降到最低。未來將充滿小規模戰爭，極可能是頻繁、漫長和永續性的。
雖然先進技術在這些衝突中仍佔據重要位置，但它不是決定性的。只要可能，戰士們將依靠“非動態”方式，像外交官、調停人、救援工作者一樣履行職能。毫無疑問，美國士兵仍會進行戰鬥，但藉助社會學最新研究成果，他們也將展現出文化敏感性，更不用說掌握當地語言和風俗了。正如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2007年10月所言，“恢復公共服務，重建基礎設施，促進善治”現在已經成為士兵的分內職責，“所有這些非傳統能力已經進入軍事思想、策劃和戰略的主流，而且也必須如此”。
吸取的偏偏都是些錯誤的教訓（5）
這一前景意味著要精確地解讀具有政治目的的軍事行動。硬力量和軟力量將實現融合。戰場上計程車兵既充當警察，也是社會工作者。這一前景也意味著放棄那些催生“轉型”、“震懾與威嚇”和“網路戰”等豪言壯語的烏托邦幻想，因為它們將戰爭與政治割裂開來。
當地條件決定使用的戰術，意味著五角大樓設計適用於衝突各個方面的單一技術模板不再有效。說到低烈度戰爭，武裝部隊將採取不同於南北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第一次海灣戰爭的做法，但更像美國1898年在菲律賓、20世紀20年代在中美洲的軍事經歷。軍官們不再從格蘭特、喬治？巴頓、諾曼？施瓦茨科普夫指揮的戰役中尋求靈感，轉而研究戰後英國和法國在巴勒斯坦、馬來亞、印度*和阿爾及利亞等地的軍事介入行動。
總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浴血奮戰的軍官們看到了未來，看到了更多像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樣的地方。儘管“全方位優勢”的設計者們為了維持軍事優勢，希望高科技打擊力量具有前所未有的致命性、廣泛性、精確性和靈活性，但從伊拉克和阿富汗退役的老兵們更清楚軍隊需要什麼。他們依然致力於佔據全球領先地位，但同時認為這種追求不僅需要先進武器，也必須能夠讓軍隊在地面活動，留守下去。反過來，這意味著必須有充沛的兵源和後方足夠的耐心。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9？11”之後的戰爭留給人們一個截然不同的教訓。與越戰時期的抱怨相似，這種觀點認為，美國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策的缺陷與美軍在戰場上的實際表現無關，卻與華盛頓那些愚蠢文官多管閒事有很大關係。簡言之，問題不在於軍隊本身，也不在於指揮官，而在於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常務副國防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和副國防部長道格拉斯？費斯（Douglas Feith）之流，是他們不讓軍隊履行職責。
約翰？巴提斯特（John Batiste）少將的指控就是這種觀點的代表。約翰？巴提斯特曾在拉姆斯菲爾德時期的五角大樓工作，後來憤然退役，成為這位國防部長最不客氣的軍事批評家。“拉姆斯菲爾德可怕的戰略決定導致了美國軍人毫無必要的陣亡。”巴提斯特在2006年9月聲稱。這位退役將軍認為，拉姆斯菲爾德個人“應對美國及其盟國按照錯誤計劃投入戰爭負責”。不過這只是開頭。拉姆斯菲爾德還
違反戰爭基本規律，拒絕進行縝密的軍事計劃，無視薩達姆？侯賽因倒臺後締造和平所需的艱苦努力，為阿布格萊布監獄等暴行創造了條件，進一步激起了武裝叛亂，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解散了伊拉克安全部隊建制，（而且）用過度限制性的“清除*復興社會黨”政策束縛了指揮官們的手腳。
這個問題也不僅限於拉姆斯菲爾德本人，還包括他的主要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