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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羅馬帝國、大英帝國和拿破崙時期的法國”。隨著美國“在戰爭的方方面面”擁有了“無可匹敵的力量”，他寫道，盟國已經成為累贅，“我們不太需要別人的幫助”。
布特把這個說法戲稱為“大總管學說”（Doctrine of the Big Enchilada）。沒出一年，美國軍隊佔領了巴格達。他又進一步聲稱：美國軍隊甚至遠遠勝過納粹德國的國防軍。布特洋洋灑灑地寫道，美軍在擊潰薩達姆時展現的技巧，足以讓“歐文？隆美爾和海因茨？古德里安等久負盛名的將軍相形見絀”。
所有這些都被證明是誇誇其談。如果全球反恐戰爭得到了一個不容否認的結論，那就是對美國軍事能力的估計都是赤的誇大其詞。布什政府對美國軍事效力的錯誤自信是一種讓國家付出慘重代價的戰略誤判。甚至在秘密行動、精確武器、即時通訊時代，武裝力量也不是靈丹妙藥。即使在所謂的單極時代，美國的軍事力量也被證明相當有限。 txt小說上傳分享
吸取的偏偏都是些錯誤的教訓（2）
為什麼美國人如此誇大軍事力量的效用呢？答案在於三大錯覺的互動作用。
第一個錯覺是：美國在20世紀*十年代徹底改造了武裝衝突。結果是讓武力更精確、更有識別力而且可能更人道。五角大樓設計了全新的“美國戰爭方式”，賦予軍隊前所未有的軍事能力。2003年4月巴格達陷落之後不久，布什總統興奮地宣稱：“我們應用了新的技術力量……用速度和難以置信的精確性打擊敵軍。透過創造性戰略與先進技術的結合，我們正在按照自己的意願重新定義戰爭。在這個戰爭新時代，我們可以瞄準政權，而不是國家。”
區別對待政權和國家至關重要。透過使用這些新軍事技巧，美國能夠清除任性的外國領導人及其親信，而不必傷害這個領導人統治下的廣大人民。導彈可以擊穿總統官邸的房頂，而不必摧毀整個首都，使武力具有了此前連做夢都想不到的政治效用，減輕了從古到今對使用武力的道德限制。武力曾經是大棒，現在卻成了手術刀。總統講這番話的時候，這種認識在許多軍官和國家安全專家中已經司空見慣。
這就是一個必勝公式。對軍事威力的信心反映並強化了冷戰後對美國價值觀普世性的信心。結合在一起，它們就成了看似不可阻擋的組合拳。
伴隨這種組合而來的是更大的野心。20世紀90年代，國防部的目標發生了變化。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先地位，而非單純的國家安全，成為其明確職能。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對這一全新的“美國戰爭方式”作了最為全面的闡述。他說，運用武裝力量實現所謂的“全方位優勢”，即發揮兩種“手段”（技術創新和資訊優勢）的潛力，在各種形式的戰爭中佔據明顯領先地位。
全方位優勢與軍事相關，如同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著名的“歷史的終結”論斷與意識形態相關一樣，兩者都聲稱揭示了終極真理。福山稱，*資本主義是政治經濟演變的最終階段。而全方位優勢的支持者們說，這一概念是現代戰爭演變的最終階段。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最初幾天和最初幾周好像都證明了這些斷言。
第二個錯覺是：對於如何使用現在佔據優勢地位的軍隊，美國文職和軍隊官員都接受一套共同的原則。堅持這些原則，就能防止越戰災難再次降臨在美國頭上。如果政治家們像20世紀60年代的林登？約翰遜總統、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那樣臨陣退卻，那些正確認識並吸取了現代戰爭教訓的將軍們可以挺身而出，制止他們的退卻。
這些原則在“溫伯格–鮑威爾學說”（Weinberger…Powell Doctrine）中得到了最為權威的表述，這一學說闡明瞭決定使用武力的時間和方式的標準。里根時期的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在1984年首次明確表述了這些原則。20世紀90年代初，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將軍對此進行了擴充套件。然而，這一學說的真正作者是越戰後軍官團的成員。“溫伯格–鮑威爾學說”闡明瞭軍方自己從那場戰爭中得到的教訓。這些原則也表明了高層官員防止越戰再現的決心。
溫伯格和鮑威爾聲稱，今後，只有在重要利益真正面臨威脅時，美國才會投入戰鬥。這樣做是為了追求具體而現實的目標。美國將動用必要的政治、道義和物質資源，實現速戰速決。美國軍隊將迅速結束衝突，然後馬上離開，絕不戀戰。“溫伯格–鮑威爾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