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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全力以赴，把企業做起來。這樣幾年做下來，企業有了一定的積累，但整體工資水平並不高。現有的成就靠的是創業骨幹成員的個人才能和艱苦奮鬥。企業在現有規模的基礎上要想生存和發展面臨著日益激烈的競爭和挑戰，需要引進經驗豐富、訓練有素的專業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然而這類人才的市場價格不菲，報酬水平常常高於創業骨幹成員。此時企業發展需要錢，僱用新人也需要錢，但企業的家底尚不足以把老員工的報酬水平大幅度提高。企業的決策者處於這樣一個兩難境地：如果不僱用新人，企業難以在激烈競爭中進一步發展，如同逆水行船，不進則退，甚至可能被淘汰出局；如果僱用新人，就要按市場行情支付高於創業骨幹員工的工資，一些創業骨幹心裡會不平衡，甚至弄得人們離心離德，傷了企業的“元氣”。新人要不要僱用？不同經歷的學生自然會有不同的看法。課堂氣氛一下就活躍起來了。這就是好的案例的作用。   。 想看書來
西方MBA能帶給中國什麼（4）
在激烈地各抒己見卻又無法取得共識之時，課堂上學生的目光往往會投向教授，希望教授明確地給出一個正確答案。然而一個好案例，並不存在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正確答案，此時教授應該如何作答呢？這就是案例教學的困難。 最好的案例一定來自現實，沒有答案而有引起眾人思考的案例，就是最佳案例。記得許久以前，聽過這樣一個故事，一位國王的女兒愛上一位英俊的奴隸，而這個奴隸卻深深愛著另一個姑娘。那位英俊的奴隸被帶到任人宰割的競技場上。當時有兩扇門擺在他面前，一個裡面放了飢餓的老虎，另一扇門是通道，意味著自由。而決定選擇開啟其中一扇門的主人，就是這位妒忌的公主。在眾人的歡呼聲中，其間的一扇門終於被開啟。故事到此為止，由讀者猜想開啟的是哪一扇大門。 西方教授可以做的，中國教授卻不能用案例教學對教授也是一種挑戰，要求教授有深厚的功底、廣博的見識、靈活的應對能力，因為許多MBA學生在某些方面的工作經驗比教授還要豐富。美國教授上課時被學生提問，如果答不出來常常會直率地對學生說：“I don誸 know（我不知道）。”然而中國教授可以嗎？敢嗎？如果教授說上幾次“我不知道”，學生會怎樣想呢？即便嘴上不說，心裡也會嘀咕：“那你是幹什麼吃的？”胡教授說：“你是否留意到學生問問題時，有時美國教授會說…‘好問題’（That is a good question），實際上這正是教授在沒有確認如何回答的時候，給自己的一個最好的迴旋餘地，也可以說是教學中的一種技巧。當然，課堂上也不能總說I don誸 know或者 That is a good question。”一些實戰經驗較為豐富的學生時常會在課堂上以提問的形式挑戰教授，弄得教授下不了臺。更有甚者，認為老師沒有實際管理經驗，有什麼資格來教我們呢？實際上這正是周其仁教授在課堂上講到的社會高度分工的結果。幹得好的人不一定都懂得如何教好，教得好的人也不見得一定要會做。據MIT（麻省理工學院）斯隆商學院的一位教授講，許多取得博士學位後到美國商學院任教的教師並沒有很多實際經營管理經驗，但他們對於所研究的領域有豐富的學識，並且懂得怎樣生動高效地講授這些知識。 案例教學的誤區近年來圖書市場上不斷出現名目繁多的戴著“哈佛商學院”或“哈佛案例”桂冠的書籍。據哈佛商學院出版社的中國代理人估計，80％是冒牌貨。這些冒牌貨不但衝擊真貨市場，而且誤導讀者。許多冒牌貨之所以有市場是因為其中的“哈佛案例”多是一些生動有趣的報道。久而久之，“哈佛案例”給人的印象就是許多充滿了戲劇性的故事，而案例教學則如同遊戲一般的輕鬆愉快。難怪一些申請人在入學面試時會問我們用多少案例進行教學，甚至有的評估機構在工商管理教育評估中將案例教學所佔比重作為一項主要評估指標，似乎用的案例越多教學質量就越高。真正的哈佛案例大多數並不好讀，不但冗長而且費解，對於不熟悉西方文化的中國學生而言尤其難以把握。在案例教學中，要想取得好效果，避免令人尷尬的冷場和跑題，教授就不得不迫使學生在課前預習案例、把握要點。對於受過大量哈佛案例“煎熬”的BiMBA畢業生，在他們的記憶中，這段經歷恐怕很難同輕鬆愉快聯絡在一起。 如果工商管理教育水平可以由案例教學的多少來決定，那麼辦好商學院就非常容易了。事實上，在美國辦得最好的商學院中，採用100％的案例教學方式的商學院除了哈佛
